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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谈】 说到清谈，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清谈误国。反对者认为清谈就是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认为凡事应从自身做起，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消极者认为自己本属于普通百姓，茶余饭后谈谈国家大事，也不过是聊以自慰而已，与误国相去甚远。此间值得斟酌的地方甚多，比如清谈者的身份和地位，清谈的内容，清谈的成因、背景和影响等等。我们不妨从东汉末年说起，来逐一加以了解——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党锢诸名士因避祸远嫌，逃避政治暴力的摧残与迫害，因不与政治当局合作，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改为就抽象玄理进行讨论，于是所谓的清谈兴起。陈寅恪先生认为清谈的兴起：“启自郭泰，成于阮籍。”陈寅恪先生的论证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以不同的典籍相互之间进行印证。 《后汉书》列传五八《郭泰传》云：“林宗（郭泰）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覀敫）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及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 《抱朴子·外篇》四六《正郭篇》云：“林宗周旋清谈闾阎，无救于世道之陵迟。” 后汉清议的要旨为人伦鉴识，唯郭泰与众不同，虽善人伦，但不具体评议朝中人物，而“周旋清谈闾阎”，只是抽象的讨论人伦鉴赏识的理论，故见容于宦官，因此清谈之风实由郭泰启之。 魏晋两朝由于政权组成的阶层不同，其清谈的内容也各不一样，基本可分为前后两期，即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前期，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前期，士大夫为表明自己的立场，所谈内容与当日政治的实际问题有关，涉及到清谈者本人生活最为关切的问题，因牵涉到《四本论》和“竹林七贤”，故较之于东晋一朝的清谈后期，那些士大夫们的故作玄虚，只为装饰身份计，前期清谈则显得更为有意思。 【四本论】 因清谈的内容涉及到《四本论》，那么何谓《四本论》呢？ 《世语新说·文学类》云：“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嵇公（嵇康）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 刘注云：“《魏志》曰：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 所谓四本，就是论有德未必有才，有德未必有才，无德无才，德才兼备的问题，“才性合”与“才性同”意思基本一致，“才性异”与“才性离”意思大抵相同。其实这样的问题放在我们今天谈论起来也是很有意味，所不同的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将这样的问题作为主流话语来讨论了，只是在用人的时候才讲到“德能勤绩廉”和“德才兼备”的问题，但这也只是原则而已，具体到用人的时候，可变因素太多，在此不一一探讨。可这在魏晋时期，却是他们的主流话语。既然是主流话语，那就不能小瞧了它。因为这可是涉及到路线方针的大问题。 曹操出生于非儒家的寒族，而司马氏其时早已是博学好古的士大夫阶级了，且出生于儒家豪族。这使我再次想到关于阶级立场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一般出生贫微的非儒家寒族而能成就大事者，通常以生存为第一要义，且不拘泥于形式，并擅长于权术，在历史上如刘邦、曹操、朱元璋、毛泽东等，及至掌握权柄后，有的再捡起儒家来治国，有的儒法并重，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当然这样说不是很严密，只是本人的一时感慨而已。此外有论者认为，儒家从一出现就站在贵族的立场，这可以从孔子的出生及其思想为统治阶级服务来加以论证，故信之。虽然也有寒儒，但那也是一时时运不济而已，毕竟儒家讲究的“经世致用”，而古代读书人讲究的又是“学而优则仕”，有的仕途顺畅，有的则“仕”运不济。扯远了，咱继续讲“清谈”—— 曹操曾有求才三令，其主张是才性异、才性离，而司马氏则主张才性同、才性合。这之间的差异，在当时就是路线问题，好比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曾有关于“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争论，好比我们在十七大召开之前关于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的讨论。而在魏晋时期关于“四本论”的争议，各士大夫必须要在这二者之间做出选择，也就是站队的问题。怎么办呢？我们且来看“竹林七贤”在这一轮清谈中的选择—— 【格义】 在谈竹林七贤之前，我们先谈谈格义，何谓格义？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考证，格义就是以内典与外书相配拟，与“合本”相似。“合本”就是以同本异译相参校。“格义”和“合本”都是治学的两种方法，其实在我们日常写作中，我们都知觉或不知觉的运用到，比如为论证某一项事理，引用古今之外的名人名言或事例等。前文说过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特点，就是至少引用两家以上的言论对某一问题加以验证，如“竹林七贤”陈寅恪先生就以内典和外典相校而得。“竹林七贤”非真有“竹林”，而是时人以天竺之“竹林”二字，加于外典《论语》的“作者七人”之上而成，意与东汉末年“三君”、“八俊”等名称相同，既是格义所致，亦有时人标榜之嫌。“竹林七贤”以嵇康、阮籍、山涛为领袖，向秀、刘伶次之，王戎、阮咸为附属。其思想相类，命运各异，性格则多彩多姿。 【七贤】 关于“竹林七贤”的故事史书记载甚多，坊间大多崇尚“竹林七贤”不拘礼数、纵酒旷达的自由和率性。如嵇中散写《与山巨源绝交书》时的雅致和决绝，及至就难时尚演奏《广陵散》的自若和从容；如向子期“常与嵇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不虑家之有无，外物不足怫其心，弱冠著《儒道论》”的洒脱和多才；如阮籍“旷达不羁，不拘礼俗。性至孝，居丧虽不率常检，而毁几至灭性。”的叛逆和不羁；如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的放纵和率性；如阮咸“任达不拘，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当世礼法者讥其所为。居母丧，纵情越礼，素幸姑之婢。”、“诸阮前世皆儒学，善居室，惟咸一家尚道弃事，好酒而贫。”的任性和辛酸。再想到如庄子般鼔盆而歌送亡妻，狂欢背后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的大悲呢？ 其实以上都是诸贤“形之于外”的表象，“七贤”真正崇尚的是道家的自然之理，而自然之旨又在于养生遂性，故而有别于名教。何谓名教？依魏晋人的解释，名教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这是入仕的人所奉行的东西，与崇尚自然、避世不仕所奉行的肯定不是同一个“道”，因此“道不同，不相为谋”，体现在“竹林七贤”与钟会、司马氏身上，就是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之争了。说到底，一般与权力之争都没有好下场，结果嵇康被杀、向秀变节，阮籍、刘伶等辈也只能纵情山水、以酒买醉、言必玄远、装疯弄傻，与司马氏虚与委蛇，得以苟全性命。是痛苦耶？辛酸耶？抑或是洒脱不羁耶？我想也只有“七贤”泉下有知了。 有意思的是“七贤”之中，山涛、王戎，以及类于“七贤”的王衍三人虽早期崇尚老庄的自然，然后期均依附于司马氏，立人之朝，位至宰执，兼尊显的达官于清高的名士于一身，既享受朝端的富贵，仍存林下的风流，可谓名利双收典型的例子。 由此可见，清谈委实系名士或者在朝者所拥有的话语权，当然也与清谈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至于清谈误国，那是说在朝者不理政事而故作玄虚之谈，与我等小老百姓茶余饭后的闲谈则相去甚远。况且现代人忙忙碌碌，忙着挣钱、忙着享乐，偶尔有点谈资，也不过是作街头巷议而已，哪里还有什么玄远？ 赞 (散文编辑：可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