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残”、“严重缺陷”、“智力缺陷”、“畸形儿”，就施行安乐死来说，这些都不是严格的标准。我想，无论有何种残疾或缺陷，只要其丧失了创造生活的能力(譬如完全不能动也不能说话的人)，或丧失了享受生活的能力(譬如彻底的白痴和植物人)，那么，他就有权享受安乐死，人为地终止其生命就都是人道的。但是，一个虽无创造生活的能力但还有享受生活能力的人，只要他愿意，他就有继续生存的权利，社会也就有赡养他的义务。(享受生活，是指能够从生活中获取幸福和快乐，而不是指单能吃喝拉撒睡却对此毫无感受者。)
　　
　　对初生的重残儿童怎么办?一个无辜的儿童来到这世界上，而且他注定要有一个比常人百倍严酷的人生，对于这样的儿童我们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我觉得对他们施行安乐死的标准应该放得更宽些，我们何必不让这些注定要备受折磨的灵魂回去，而让一些更幸运的孩子来呢?这本不是太复杂的事呀。我从感情上觉得应该这样做，但从理性上我找不到可以信服的理由支持这样做。我知道感情是不能代替科学和法律的。这是件非常令人沮丧和遗憾的事。我希望人们终于有一天能够找到一个办法，至少使所有的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都站在一条平等的起跑线上，尽管他们前面的人生仍然布满着坎坷与艰难。
　　
　　安乐死还有“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之分。前者指在医生的指导和监督下，用药物结束患者的生命。后者指撤除对患者的一切治疗，使其自行死亡。我以为很明显，前者是更为人道的。因为，当已经确定应该对某人施行安乐死之后，哪种方法更能减少其死亡过程中的痛苦，哪种方法就是最人道的。
　　
　　还有“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之分。前者是指本人要求安乐死，或对安乐死表示过同意。后者是指那些对安乐死已不能有所表示的人，和以往也不曾对安乐死有过确定态度或干脆是持反对态度的人。对前者施行安乐死，显然是无可非议了。那么对后者呢?对那些对安乐死不曾表示过确定态度的人，或许他的亲朋好友还可以代他做出选择。但是，对那些反对安乐死而又譬如说成了植物人的人，又当如何呢?真是不知道了。就像不知道一个无罪者的行为既不能利己又损害了他人，面对这种局面人们应该怎么办?这值得研究。
　　
　　不过我想，如果使每一个人在其健康时都有机会表明自己对安乐死的态度，则肯定是有益的。而且我相信，随着人们生命观念的日益进步，反对安乐死的人会越来越少。
　　
　　还有“自杀安乐死”和“助杀安乐死”之分。前者是说，确认了一个符合安乐死的标准，但是医生(或其他人)不予帮助，死的手段由其自己去找。后者是说，医生(或其他人)为其提供死之手段并帮助其施行。我觉得前者除了像拿人开心之外，别的什么都不像。
　　
　　现在从《安乐死》一书中引一段文字：“1961年9月的一天，英国‘圣克里斯托弗安息所’的花园林荫小道上，一位中年男子和一位年轻的女子，推着手推车慢慢行走。手推车上半躺着一位老人，脸色苍白，十分清瘦，看上去就是一位重病人，这一男一女一边推着车，一边与老人轻轻交谈。他们像是父子，像是祖孙，老人不时地被小辈的话语所打动，轻轻地点头，时而也做做手势，表达自己的意思。明媚的阳光照在老人的脸上，给他十分苍白的脸上增加几分精神。老人神情安逸，心绪稳定。”
　　
　　“其实他们是医生、护士和病人。老人已患晚期肿瘤，即将离开人世。医生和护士坦然地与老人一起讨论‘死’，讨论‘如何无痛苦地死’，讨论‘死给你带来的感觉’，讨论‘死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讨论‘应有选择死亡的权利’等等。”“这是目前在西欧、北美国家大量存在的安息所。它是60年代后出现的医疗保健系统中的一种新形式，旨在使临终的病人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得到很好的照顾。”这也是安乐死的一项内容，甚至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如果我们国家还没有这样的条件，那么像《中国残疾人》和《三月风》也许就应该担当起这样的职责，使人们对生和死有更为科学的认识，更为镇静和坦然的态度。
　　
　　以上是我对安乐死的一些看法，肯定有很多毛病和错误。我非常感谢《中国残疾人》杂志辟出版面开展这样的讨论。我也非常感谢他们给我说出上述观点的机会，以便有一天我不幸成了只能浪费氧气、粮食和药品的人，那时候，人们能够知道我对此所持的态度，并仁慈地赐我一个好死。
　　
　　再从《安乐死》一书上引一段话，作为此文的结尾：“1976年在日本东京举行了一次‘安乐死国际会议’，其宣言中强调，应尊重人‘生的意义’和‘庄严的死’。这样的提法究竟能够为多少人接受，眼下还难以确定，但把人的生死权利相提并论，至少可以说标志着人类对自己生命意义的认识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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