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余秋雨先生写了一篇文化散文《苏东坡突围》，讲述了苏东坡在文化上的突围。而他应该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写苏东坡突围十多年后，也会被一大群自称为“文化维护者”的“高尚”学者给包围了。­
　　余秋雨先生，也需要突围了！­
　　
　　【一】
　　余秋雨，中国浙江余姚人，当代著名散文家，文化学者，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曾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荣誉院长。主要从事文化散文写作和艺术理论研究。­
　　首先对余秋雨先生作一个极为较短的介绍，有两个目的。一来让未曾了解余秋雨先生的读者不必再把心力放在余秋雨先生从事的范围上；二来铺好了一条小径，也好让我在谈论余秋雨先生时不至于慌乱，忘了步伐。­
　　好了，路铺好了，还是就进入余秋雨先生的包围圈吧！­
　　
　　【二】
　　近年来，关于余秋雨先生的流言蜚语，真可算得上是满天飞了。从“一夜情门”到“含泪门”，再到“诈捐门”，后又是“碑文门”，紧接着又来了一个“文盲门”。那么多别有用心的人，用心良苦地编织着一个存在严重逻辑问题的故事，真是辛苦了！而这些存在逻辑问题的故事，一旦久了，往往就会不攻自破。一个故事站不住脚了，于是乎编织者又会寻找机会，开始编织新的故事，而编织的新故事往往要比以往的更严密一些，似乎是非得要把余秋雨先生逼到走头无路，才会收手。­
　　为什么这些人会对余秋雨先生这样的穷追不舍呢？要搞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看看余秋雨的成绩：­
　　《戏剧理论史稿》，获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戏剧审美心理学》，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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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四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编辑部等单位选为“中国十大艺术精英”和“中国文化转播坐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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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面列举的余秋雨先生成绩中的一小部分，我们可以看出点什么了吗？余秋雨先生的成就很高，于是有人开始眼红了，嫉妒心开始慢慢地形成了。而这种嫉妒心，又大多是有所建树的学者才有资格心生的。俗话说，文人相轻嘛。文化层次越是高，越是嫉妒。而余秋雨先生，对于这种嫉妒心理所产生的加害行为，大多是不会采取针尖对麦芒似的方式加以回应的。因为余秋雨先生知道在这些造谣者大多数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坏人，不必对此作什么血腥似的回应；再者就是，一旦余秋雨先生一作回应，造谣者便会觉得他们的编织起到作用了，于是就会更加的变本加厉，一发不可收拾。嫉妒就嫉妒吧，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患红眼病严重的国度。
　　一大群伪学者紧追不舍的造遥，就只为了诋毁一个为文化研究与传播做出了极大贡献的学者，用得着吗？中国的学者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好好治学，而天天来攻击与诋毁别人呢？
　　
　　【三】
　　余秋雨先生的文化散文，在全国以至于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行者无疆》、《千年一叹》等的销量都相当好，一版再版。销量那么好，读者那么多，怎么得行？于是造谣者们的“文盲门”就应运而生了。造谣者们就开始宣扬余秋雨先生只是一个“文盲”，其作品粗俗，只是打着文化大师的旗号招摇过市。说到粗俗，就有点凶险了，那我们就不得不认真想一想了。要分析造谣者口中所谓的“粗俗”，那么首先得分析一下余秋雨先生文化散文的艺术特点。
　　余秋雨先生的语言通俗，散文小说化。他有意识地将他的散文与小说以最好的形式结合起来，追求一种小说化的艺术效果。他作这样的艺术安排，有利于不同层次不同趣味的人读懂、接受与喜欢。其散文小说化的艺术形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构建了一个生动的故事情节；其二，采取历史现场还原似的虚拟，丰富的艺术想象。余秋雨先生并不局限于传统的散文创作思路，而创造性地采用了虚拟的小说手法，发挥了起合理的想象，把抽象的历史材料，进行生动形象的艺术再现。
　　文化散文怎么能够与小说混同？历史材料怎么能够做生动形象的艺术处理？艰深的文化学术怎么能够通俗化？你余秋雨是何许人物啊，竟敢如此大胆。于是，那些先前的造谣者当然要拿“通俗”来做文章啦。于是，在一大批所谓的文化学者们的造势下，“通俗”也就悄然换作了“粗俗”。而一个文化学者怎么能够粗俗呢？于是，文化学者们就开始宣扬他们所谓的“余秋雨毒瘤”论了，并且声势浩大，一时间从者如云。
　　其实，单单就靠那么一批所谓的文化学者，是很难闹出多大名堂的。这里面，就免不了媒体的宣扬功能了。现代的媒体大多缺乏足够的职业道德又没有相应的法规制约，信马由缰，随意褒贬。他们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却又从本质上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也就是在媒体的这种形态下，那批造谣的学者们便开始大摇大摆的把余秋雨先生批得一无是处了。而在媒体的传播下，跟着起哄的往往是中国的民众，他们大多没有太高的文化素养和分辨是非的能力。一边是畅销文化散文书的作者，一边是一大批所谓的文化学者，都是高文化层次的人，于是民众也开始迷茫了。既然那么多有文化的学者都在反对余秋雨先生，多对一，寡不敌众，肯定是余秋雨真的粗俗了。于是，民众便掉进文化学者们预先设置好的圈套陷阱中了，自然而然的开始跟着所谓的文化学者们对余秋雨先生指手画脚、圈圈点点了。而这其中还包括先前一些文化层次不太高的余秋雨先生的读者，受所谓的文化学者们的影响，开始倒戈相向，怒目而视。
　　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还真是奇特，也难怪余秋雨先生要在《苏东坡突围》一文中说这样一句话了：“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四】
　　在一大群批判余秋雨先生的学者们当中，著名学者陈明远先生，乃是首当其冲。
　　前不久，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进到陈明远先生的新浪博客，看到一篇名为《清理一下两Yu名人的文化垃圾》。这里的两Yu也就是指的余秋雨先生和于丹女士。陈明远先生把余秋雨先生和于丹女士相提并论，也就是旨在说明他们两位的学术理论都太粗俗，平庸，是误导大众的毒瘤。而“我们”作为还有“文化道义”的文化学者，应该为民众除掉长在文化界的这两颗大毒瘤。
　　当我看完陈明远先生的《清理一下两Yu名人的文化垃圾》一文，不知为何，一向不爱发火的我，也突然有些怒火中烧。于是随即写了一句评语：“专门攻击别人的人会是好人吗？请所有人想一想！”这句话，我是写得有些激动了，忘记了我是在和一位文化界的著名学者，我的前辈说话，实在是有些不应该。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大概过了两天，陈明远先生对我这个晚辈的那句话作出了回应：
　　您“葬春恋秋”（我的博客昵称）先生是什么意思呢？谁“专门攻击别人”？开个玩笑嘛，何必当真呢？怎么扯得上好人坏人－－－“会是好人吗？”
　　您“请所有人想一想”，也请您自己想一想，好不好啊！
　　还是一笑了之罢！
　　陈明远先生对我说话比批判余秋雨先生的声音温和多了，毕竟我没有那么重要嘛。然而，我又分明从陈明远先生的语气中感受到了一点点的轻薄与讥讽，真有点笑里藏刀。无论如何，我还是要说陈明远先生把余秋雨先生和于丹女士相提并论，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于丹女士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两次在黄金时间段讲她对《论语》和《庄子》的心得，引起极大的轰动，一时间从者如云。然而于丹女士对《论语》和《庄子》的领悟，出现了诸多谬误，她未能真正勾勒出孔子与庄子的本真，只是在其中寻找到了只言片语，然后内里装上她自己的心得，煮出一锅所谓的“心灵鸡汤”。当然，我们不排除于丹女士是为了名和利，在对《论语》和《庄子》一知半解的情况下，通过媒体，通过《百家讲坛》来推销自己，从而也麻痹了广大的对《论语》和《庄子》不太懂的广大民众。这是一种对古代经典文化的一种亵渎，也是对广大民众的一种误导与毒害。陈明远先生要清除一下于丹女士的文化垃圾，除了语气略显过分外，我并不太反对。然而为文化传播不遗余力的余秋雨先生，您也要清理一下吗？
　　余秋雨先生，不管是在中央电视台，还是在凤凰卫视，他何时颠覆过经典，乱讲过先贤？余秋雨先生虽然和于丹女士都同借用了电视作为传播文化的途径，然而他们是有严格的区别的。于丹女士是在谬传，愚民，而余秋雨先生则是妙解，惠民。陈明远先生怎么能够说的那么严重，要清除余秋雨先生的文化垃圾呢？余秋雨频频亮相于媒体，就是一种追求名利的具体表现，是读书人所不齿的，或许陈明远先生会如是说。然而，我想请以陈明远先生为代表的“反余派”们仔细思考一下：一个重名利的人会为了写作文化散文考察的需要，而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职务（《山居笔记》）吗？一个重名利的人会为了追寻人类最原始的足迹，而甘愿冒着生命危险穿越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千年一叹》）吗？
　　陈明远先生们，喧闹得久了，您们不会感觉到疲惫吗？
　　
　　【五】
　　千年前的苏东坡，才倾天下，名震九州。这当然会遭遇一群大大小小的文人官僚们的嫉妒。于是他们就开始硬说苏东坡的很多诗词中流露了对朝廷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诗词中的词句和意象作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而当时的皇帝宋神宗并不算太昏庸，对苏轼的才华也极为赞赏，他非常尊敬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甚至要竭力保护苏东坡。然而就在这样最高统治者庇佑的情况下，苏东坡还是没有逃脱嫉妒者们的迫害，终因“乌台诗案”身陷囵圄了。最终被发配到了黄州，成全了苏轼的黄州。这不禁让我想起了阮玲玉女士在自杀前的那声绝响：“人言可畏。”
　　是的，人言可畏，连有高层统治者庇佑的东坡也逃不过这四个字，而没有任何高层统治者庇佑的余秋雨先生，又该如何承担起这四个字呢？
　　走到哪儿，哪儿就有造谣者的身影！余秋雨先生，已被所谓的文化学者们的挑逗给包围得严严实实了，哪儿是出口呢？
　　余秋雨先生，他们已把您弄得伤痕累累了，是时候不再与他们妥协了。
　　余秋雨先生，您真的该像苏东坡一样突围了，总有一处属于您的“黄州”在等着您。
　　二零一零年九月十日深夜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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