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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公“通商，宽农，利器”，春秋五霸中称霸最久（达200年）。其时，山西商人已有名气，如《国语》中称“绛邑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越臣计然为晋国亡公子之后，史称“范蠡（经商）之师”。此后，“陶(地名)朱公（化名）”遂为财富象征，“陶朱术”亦成中国商业代名词。白圭最先在魏国做官，为“天下言治生者祖”，也与三晋有渊源。战国猗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盐商，被尊为中国商人祖先。他贩盐畜牧（后有晋南大黄牛），兴修水利、修路补桥，著《箴言集》教诲百姓，名重一时。汉高祖时（公元前207年）即以其名“猗氏”置县，至今未改（现临猗由临晋和猗氏合并而成）。该县王寮村猗顿陵墓（古猗顿氏冢）为省级重点文物，并有陶朱公庙。榆次、安邑为有名商业集镇。 汉代马邑大商人聂壹（或作班壹）兼皇家间谍，由汉武帝亲自指派，以经商名义往来匈奴，为之后的大规模征伐进行军事侦查。《三国志·魏志·张辽传》谓“张辽字文远，雁门马邑人也。本聂壹之后，以避怨变姓。”莫含，西晋时雁门繁峙(今应县)人，官至左将军、关中侯，对北魏初期政治建设有重要建树。其祖辈在雁门关内外经商，家财万贯。他经常往来于代北鲜卑穆帝拓跋猗卢与并州刺吏刘琨之间，为维护两地间和平与安定作出积极贡献。故宅在桑干河南岸，世称莫回城，约在今应县三门城一带。秦汉时，太原、平遥、汾阳、平陆、洪洞等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李世民父子起事反隋时，很多军费由文水木材商武士镬负担。当然武的出名是因为女儿武则天。唐定太原为北京，使之成为商业繁华的大城市，杜甫曾赞“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韩愈形容当时的太原是“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隋唐五代又出现大同、太谷、平定、晋城等新兴商业城镇。 宋代，山西商人已发迹、崛起，成为当时中国商业中坚力量。（也有人认为徽商始于南宋，此时亦有贡献。）河东设盐运使衙门，遂改名“运城”，涌现一批拥财千万的盐商。岢岚等地供应大批骏马。民谚“花花真定府，锦绣太原城”，其商业街市宛如《清明上河图》。山西是蒙元统治中心地区，较其它地区经济繁荣、人口昌盛，俨然世外桃源。从元大都（今北京）到钦察汗国首都萨莱（在今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有驿路直达。完备的驿站，扩大了商业活动地域。《马可·波罗游记》中写道“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运城盐商还设子弟学校进行职业教育。 明代，大同府天城卫（今天镇县）薛氏三兄弟，仲兄薛纶任陕西按察司副使，辞官经商；其弟薛缨是两淮大盐商。薛家在大同和扬州两地都有家产。代县人杨继美是两淮盐商中著名富商，担任国子监祭酒（商界领袖）。一人欠其巨债难还，欲以家业相抵，而杨将债券当面撕掉，旧债一笔勾销。全国33个较大商业城市中山西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3处。明代晋、徽、三大商帮中晋商为首。 清初“八大家皇商”（皇帝钦赐）都是晋商。清中叶晋商已在全国独占鳌头。时有民谚“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中国第一商号”日升昌汇兑银子最多时高达1亿多两，皇帝授予其“汇通天下”匾，其无形资产价值不会低于8亿两白银。清朝最有名的晋商世家是：榆次常、许、聂家，太谷曹家，祁县乔、渠家，平遥李家，介休的侯、冀、范家，临汾亢家，万荣潘家，阳城杨家，蒲州张、王家，浑源常家等。“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大盐商临汾亢家是三晋首富，光绪年间已达数千万资产。清代晋商将山西经济推向了一个辉煌的历史高度。 晋商称雄历程，树有五座丰碑：驼帮、船帮、票号、大院和“茶叶之路”。 祁太帮史、张、王在右玉县杀虎口开吉盛堂商号，康熙末年改名为大盛魁，下辖千余家分号，现代学者认为其总资产至少是清道光年间国库储备的两三倍。大盛魁是晋商中唯一不带家族色彩的大集团。极盛时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两万峰，仅长城和乌里雅苏台（最初总号，后迁归化）之间商路每年即有1500峰往来。故民间素有“南有胡雪岩（徽商），北有大盛魁（晋商）”之说。18世纪时国内有洋船十五艘左右，山西介休皇商范氏就拥有六、七艘，往返于长江口和日本长崎之间，垄断从日本进口铜的贸易七、八十年。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南钱庄、北票号，融为一条中国早期银行业的历史脉络。上海钱庄在江南最具代表性，而“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被公认为“中国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平遥、太谷、祁县“金三角”使晋商走上历史颠峰。中国传统民居，向有“北在山西，南在皖南”之说。山西大院主要分布在太谷、平遥、祁县、榆次、灵石、介休、大同、浑源、保德、阳泉、沁水、阳城、临汾、襄汾等地，如介休张原村的范家大院号称“小金銮殿”。“祁县域内类似乔家大院的大院式民居至今尚有四十余家。其中有些大院的建筑规模、工艺精细度都与乔家大院相颉颃甚而多出其右。可惜的是，由于无力修缮或不注意保护，大多数已经日渐破败，濒危临绝了。”（1997：《晋商大院文化》）而山西商人所到之处留下来的会馆，情况就好多了，“物以希为贵”，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始有东起今西安、西至里海和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云南、四川横断山区至西藏、缅甸、印度、尼泊尔崇山峻岭之间也有一条著名交通驿道——“茶马古道”，西汉具雏形，宋、元、明、清历代得以强化。晋商北走边疆，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开辟出一条起自福建、江南，以山西、河北为枢纽，贯穿蒙古，深入西伯利亚、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中俄茶叶贸易之路。这条由晋商开拓的从福建至欧洲腹地的万里“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陆上、海上）”和“茶马古道”，大致涵盖了古代中国商人北、中、南“密如蛛网”的经营轨迹。 元明两代，山西“潞绸”是与“杭缎”相媲美的著名品牌。“沁水县南阳是丝绸之路的发源地之一”已基本成为史界定论。近年山西出土了公元4至7世纪波斯萨珊王朝的金币，虽不能据此认定隋唐时期已有山西商人到过伊朗，然而历史上山西商人与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却毋庸置疑.晋商的“茶叶之路”在南线一带和丝绸之路完全吻合，北线指出张家口到包头、乌兰巴托，往西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一直到西伯利亚、莫斯科。万里茶路也被称作“（北方）茶马之路”，南来“粮酒布茶”，北来“牛羊驼马”，故称。“茶叶之路”和“丝绸之路”并称，享誉世界，而“茶马古道”相比则要逊色不少。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晋商的兴起，自尧舜时期就已经发芽，是因为山西拥有运城盐池这一天然资源，就像如今山西人拥有煤炭资源一样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元末明初，山西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开始变得地不养人；长期处于“皇权”周边的地理位置，使得山西人媚事威权，外向开拓、内敛懦弱的性格；学而不能优，人穷，又无胆“揭竿而起”，但还是要生活下去的，怎么办？做生意，贩盐！明朝政府为保障边境供给实行的政策，在一瞬间终于把晋商推上了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