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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她的仪态越来越惶乱不宁。自从她发现他的不忠以后又过了两年，情况越来越糟，毫无出路。 他真的不能抛弃他的性友谊吗？他能够，可那会使他内心分裂，他无力控制自己不去品味其他女人，也看不出有这种必要。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他的战绩并没有威胁特丽莎，那么为什么要断绝这种友谊呢？在他眼里，这与克制自己不去踢足球差不多。 可这事儿仍算一件乐事吗？他去与别的娘们儿幽会，总是发现对方索然寡味，决意再不见她。眼前老浮现出特丽莎的形象，唯一能使自己忘掉她的办法就是很快使自己喝醉。自他遇见特丽莎以来，他不喝醉就无法同其他女人做爱！可他呼出的酒气对特丽莎来说又是他不忠的确证。 他陷入了一个怪圈：去见情妇吧，觉得她们乏味；一天没见，又回头急急地打电话与她们联系。 给她最多舒坦的还是萨宾娜。他知道她为人谨慎，不会把他们的幽会向外泄露。她的画室迎接着他，如一件珍贵的旧物，使他联想起过去悠哉游哉的单身汉日子。 也许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了多大的变化：现在，他害怕回家太迟，因为特丽莎在等她。这一天，他与萨宾娜交合，萨宾娜注意到他瞥了一下手表，想尽快了事。 她裸着身子，懒懒地走过画室，在画架上一幅没画完的画前停了下来，斜着眼看他穿衣服。 他穿戴完毕只剩下一只光光的脚，环顾周围，又四肢落地钻到桌子下去继续寻找。 “看来，你都变成我所有作品的主题了，”她说：“两个世界的拼合，双重曝光。真难相信，穿过浪子托马斯的形体，居然有浪漫情人的面孔。或者这样说吧，从一个老想着特丽莎的特里斯丹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美丽的世界，被浪子贩卖了的世界。” 托马斯直起腰来，迷惑不解地听着萨宾娜的话。 “你在找什么？”她说。 “一只袜子。” 她和他一起把房子找了个遍，他又一次爬到桌子下面去。 “你的袜子哪儿也找不到了，”萨宾娜说，“你一定来的时候就没有穿。” “怎么能不穿袜子来？”托马斯叫道，看看手表，“我会穿着一只袜子到这里来吗？你说？”“没错，你近来一直丢三拉四的，总是急匆匆要去什么地方，总是看手表。要是你忘了穿一只袜子什么的，我一点几也不惊讶。” 他把赤脚往鞋里套，萨宾娜又说：“外边凉着哩，我借你一只袜子吧。” 她递给他一只白色的时鬃宽口长袜。 他完全知道，对方瞥见了自已做爱时的看表动作，一定是她把袜子藏在什么地方以作报复。外面的确很冷，他别无选择，只得接受她的赐予，就这样回家去，一只脚穿着短袜，另一只脚套着那只宽口的长袜，袜口直卷到脚踝。 他陷入了困境：在情人们眼中，他对特丽莎的爱使他蒙受恶名，而在特丽莎眼中，他与那些情人们的风流韵事，使他蒙受耻辱。 11 为了减轻特丽莎的痛苦，他娶了她，还送给她一只小狗(他们终于退掉了她那间经常空着的房子)。 小狗是他某位同事一条圣伯纳德种狗生的，公狗则是邻居的一条德国种牧羊狗。没有人要这些杂种小狗，同事又不愿杀掉它们。 托马斯看着这些小狗，知道如果他不要的话，它们只有死。他感到自己就象一个共和国的总统站在四个死囚面前，仅有权利赦免其中一个。最后，他选了一条母狗。狗的体形如德国牧羊公狗，头则属于它的圣伯纳德母亲。他把它带回家交给特丽莎，她把它抱起来贴在胸前，那狗当即撒了她一身尿。 随后，他们设法给它取个名字。托马斯要让狗名清楚地表明狗的主人是特丽莎。他想到她到布拉格来时腋下夹着那本书，建议让狗名叫“托尔斯秦”。 “它不能叫托尔斯泰，”特丽莎说，“它是个女孩子，就叫它安娜。卡列尼娜吧，怎么样？”“它不能叫安娜。卡列尼娜，”托马斯说，“女人不可能有它那么滑稽的脸，它太象卡列宁，对，安娜的丈夫，正是我经常想象中的样子。” “叫卡列宁不会影响她的性机能吗？” “完全可能，”托马斯说，“一条有公狗的名字，被人们叫得多了，可能会发展同性恋趋向。” 太奇怪了，托马斯的话果然言中。虽然们一般更衷情于男主人而不是女主人，但卡列宁是例外，决心与特丽莎相好。托马斯为此而感谢它，总是敲敲那小狗的头：“干得好，卡列宁！我当初要你就为了这个。我不能安顿好她，你可一定得帮我。” 然而，即便有了卡列宁的帮助，托马斯仍然不能使她快活。他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是几年之后，大约在坦克攻占他的祖国后的第十天。这是1968中8月，托马斯接到白天从苏黎世一所医院打来的电话。对方是一位院长，一位内科大夫，在一次国际性的会议上曾与托马斯结下了友谊。他为托马斯担心，坚持让他去那儿工作。12 因为特丽莎的缘故，托马斯想也没想便谢绝了瑞士那位院长的邀请。他估计她不会愿意离开这儿。 在占领的头一周里，她沉浸在一种类似快乐的状态之中，带着照相机在街上转游，然后把一些胶卷交给外国记者们，事实上是记者们抢着要。有一次，她做得太过火，竟然给一位军官来了一个近镜头：冲着一群老百姓举起左轮手枪。她被捕了，在占领军指挥部里过了一夜。他们还威胁着要枪毙她。可他们刚一放走她，她又带着照相机回到了大街上。 正因为如此，占领后的第十天，托马斯对她的回答感到惊讶。当时她说：“你为什么不想去瑞士？”“我为什么要去？”“他们会给你吃苦头的。” “他们会给每个人吃苦头，”托马斯挥了挥手。 “你呢？你能住在国外吗？”“为什么不能？” “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国，这会儿说到离开，又这样无所谓？” “现在杜布切克回来了，情况变了。”特丽莎说。 这倒是真的：她的兴奋感只延续了一个星期，那时国家的头面人物象罪犯一样被军队带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人人都为他们的性命担心。 对侵略者的仇恨如酒精醉了大家。这是一种如醉如狂的怨恨。捷克的城镇上贴满了成千上万的大宇报，有讽刺小品，格言，诗歌，以及画片，都冲着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士兵们而来。把他们嘲弄成马戏团的无知小丑。可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就在与此同时，逼迫捷克代表在莫斯科签定了妥协文件。杜布切克和代表们回到布拉格。他在电台作了演说。六天的监禁生活使他萎靡不堪，简直说不出话来，结结巴巴，不时喘气，讲一句要停老半天，有时长达三十秒钟。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