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收，父亲总会在麦田边建一个社场，准备把麦子运到这里晾晒脱粒。

村里有很多这样的社场，几乎每家都有。我家的田地较多，社场不仅比别人家大得多，而且收来的粮食也不少。那时候，为了粮食的安全，父亲常在社场上搭一个简易窝棚，留作晚上看场之用。

记得王武成的社场就在我家旁边，每晚看场时他会在那里说古论今。他说世人原本不用种田，更不用来看场。上古的老天不下雨，全下白面，只是人们不知道珍惜，竟然用白面做肥料下田。后来老天爷知道了，才改成了下雨。

故事虽属荒诞，王武成说完后却也会长长地叹上一口气，然后再履一把自已的山羊胡子，接着再说一些孩子们听不懂的故事。

我那时还小，常常听着听着就渐渐入梦，瞎想着老天什么时候再下白面，乡村人就不用种田，孩子们也不用来看场了。

夜半的雨颇为烦人，先是风起，吹得窝棚哗啦啦的响，而后月亮也悄悄藏了起来，田野一片漆黑。每次听到这样的动静，我便会从窝棚里伸出一只手，感觉到有了雨点，才懒懒地起身去盖粮囤。

我见到，远方的社场也在喧腾，只是看不清人影，可我能听到他们的呼喊。我还看见天上时不时出现一条条闪电，照亮着整片田野，还照亮了慌乱的人，他们的衣服都在风中颤抖。

闪电一灭，天就更黑了，黑得让我看不到窝棚，也看不清雨点，只听到满世界响起的啪啦啦雨声。

社场后有一条窄窄的土路，夜半我听到啪嗒啪嗒的脚步声传来，我枕着麦秸正做着天上下白面的美梦，迷迷顿顿中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我，那个声音亲切而苍老，传的很远，划破社场间的黑夜。

是父亲，他不放心，正撑着雨伞高一脚底一脚地赶来。路上黑漆漆的，他也看不清，他边走边喊着我的小名。

童年的印象中有许多这样的雨夜，孩子们三两成群在社场间奔跑的雨夜，用独轮车在田地里抢收麦子的雨夜，围簇在王武成跟前听故事的雨夜，但最亲切的莫不过是父亲喊我小名的那些雨夜。

记得也是一个雨夜，我在窝棚里看粮囤，突然窜进来一只猪，可能是雨大，哪家的猪圈塌了。这畜生不知是躲雨还是找粮食，猛然间闯进来，吓得我跑出窝棚大声呼喊。风太大，雨水也急，我的声音没传多远就被砸进泥水里。后来，父亲跌跌撞撞跑来，说下次再也不让我一个人来看场了。

现在我仍然常会想起那样的雨夜，我孤零零地站在黑黑的社场上，周围刮着嗖嗖的冷风，什么也看不见，雨丝丝地飘着，雷哑哑地吼着，我只觉得恐惧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我撕破喉咙地呼喊也没人答应，我蜷缩着身体想着父亲的声音—温和而又苍老。

有时候我真想把这些事都写下来，为此我还特地回到那个地方，找一个没人的角落坐下来好好地回忆一下，审视着这个早已消逝的遗迹，但每一次我都无从下笔，不知从何写起，那些故事都发生在黑夜，我的记忆也是雾蒙蒙的，不是那么清晰。

记得社场边原本有二间牛房，可惜现在只剩下一堆土，没留下一丝印迹。原来牛房门口的两棵桑树倒还在，我幼时常爬上去摘桑葚，南边那棵矮一点的结的都是紫桑葚，而东边那棵高的却能长出稀奇的白色桑葚，那是乡下很少见的，是稀罕之物。

那年，北圩队的大流子为了摘白色桑葚还跌断了一条腿。孩子们倒是不怕，还是跑到东边那棵树去摘桑葚。直到那年，黄寡妇在那棵树上了吊后，就没有孩子敢去了，即使人们路过树大多也是绕过去，不敢注视。

桑树一时间也似乎变得可怕起来，远远看去，它孤寂的呆在那里，伸着两个树丫，像黄寡妇上吊的姿势。也就是那段时间，每逢看场我总是以害怕为借口，村里的孩子们也都是这样。大人们嘴上说不怕，可我没见到有那个胆大的敢去。就这样，没过几年村里也就真的没有人去看场了。

只有为数不多的老人偶尔还会去，但他们也不住那里。黄寡妇的事对于他们虽说并不可怕，可看场已经成为一种无聊的事。乡下的粮食每家都有很多，吃都吃不完，谁会在三更半夜去瞎折腾呢？更何况社场上没了孩子也就没有了喧哗，就算那个王武成说故事也没人听。

社场，每到晚上就一片死寂，也让夜色压得透不出气，若不是田野间还有点萤火虫鸣，便一点生气也没有。

现今，乡下的土地大多被大户承包，种田都有收割机，那玩意不仅能割倒麦子还能脱粒，人们只需找一个晾晒粮食的地点便可。社场的功用已不复存在，剩下的麦垛荒草也会被人买走，早已没有社场的事了。

我曾在今年的麦口回乡，还特地去看了看社场的旧址，那里荒草茂密，已汪满了一片水。远远看去泛着银样的光彩，像一只只大大的眼睛，在远远地眺望着附近的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