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甚匹配，但这在童年柳青的心中留下了难灭的印象，这一点却又象比“报告”和“文学”都重要。柳青说：“我幸运地得到了整个少年时代的健康、自然的发展，我所在的是得天独厚的没有被污染的环境。真善美的东西在我心里生长并扎了根。在我的心里打了这样一层底色，打得很牢，很扎实，以后再怎么样也涂抹不掉了，真诚、坦率、积极进取、与人为善……一直到15岁，我没有遭到任何挫折。”

　　有一天上帝一觉醒来，闷闷的，不甚惬意，慢慢寻思道：单有真善美算什么真善美？只把好运之神派去照顾一个人，太象凡夫俗子娇养自己的儿孙，我既为天君，焉能做下这等孬事？便放出假恶丑三魔鬼，令其下到人间做上些手脚，特别嘱咐要给那个叫柳青的孩子一点颜色瞧瞧。三魔鬼领会出来，真把时间抢得好，1958年5月，正值柳青初三快毕业之际，团组织要发展她入团之时，假恶丑魔鬼到了，柳青娘被划为右派分子，并被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

　　就这样，上帝可谓功德圆满，为柳青把五条都凑齐，接下来的日子看她自己了。反正是不知道母亲去了哪儿，反正是家里一分钱收入也没有了，弟弟反正是只有9岁，14岁的妹妹反正是身患重病，一种叫作“肝窦状核变性”的病，日常生活也难自理。第五条反正是不如前四条好对付。政府帮了一个忙，把妹妹送到了清河养老院（不知怎么讲），但据说在那儿能得到很好的照料。刘姨（柳青娘的那位老朋友）的经济状况那时有所好转，负责了弟弟的生活费和姐弟俩的房租水电钱。柳青在学校领一点助学金，馒头和窝头加起来可以饱。再有用钱的地方呢？譬如，住在清河的妹妹最爱吃油饼，每到星期日柳青就买几个油饼，骑了车去看妹妹。母亲不在了，15岁的姐姐决心让14岁的妹妹吃到想吃的东西。蹬三四十里地的车，到了清河，见妹妹躺在床上，卫生状况一塌糊涂，便为妹妹梳洗料理一天，然后再蹬了车回来。油饼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油饼，但对柳青的助学金来说是太贵重了。得想法挣点钱。所以一到寒暑假，她就到工厂去找点事做，名曰勤工俭学。早晨6点钟起床，骑车赶到东郊的北京锅炉厂当小工，带上干粮，就着工厂供应的降温盐汽水吃，晚上5点回家，洗下一盆铁锈汤。……这样的生活整整过4年。后来不用去清河了，妹妹不在清河也不在人间。柳青说：“对于这一段生活，我倒并没觉得太苦，不抱怨，更没想过随波逐流或破罐子破摔。也许是与底层人民的接触，我知道了他们都这样，天生如此，当然如此，谁也没想到过这是苦。”感谢上帝吧，让她知道了祖国有各种各样的花朵。

　　我认识柳青是在1975年。她对插队的事很有兴趣，又知道我对文学和电影有着梦想而且瘫痪着，便愿意来与我聊。由虎子介绍（虎子就是刘姨的孩子，我的中学同学），约了日子，听说她是长影的导演，我便诚惶诚恐地做了准备，在自己的本子上和手心里写下很多字，等着。虎子说：“她等于就是我姐姐，你怕什么。”

　　我说不怕。她来了。果然不怕。大家坐在七平米的小屋里开聊，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古往今来，说错了也不被批判，我就说了许许多多的错话。那天她穿了件墨绿色的呢大衣，就更显得美，这一点不断地给我以打击，让我觉得自己离电影有难越的障碍。她却鼓励我把插队的事写成电影剧本。我不敢说柳青是伯乐，那样岂不等于说自己是千里马？让人笑话。实际上我的腿是瘫的，不能千里也不是马。实际上她成了我文学上的老师和引路人。我就下了一年苦力气，写了一个剧本，寄给柳青看。她回信说：“我一下就看出你应该搞文学。”这句话比我后来得了小说奖还让我激动。我们全家也都激动了一回。我又写了小说给柳青看，她看了又拿给好几位有名的作家看，写了厚厚的一叠意见寄给我。如是者许多次。我并未全盘接受那意见，在信中或面对面与她争论过几回，我们的关系很平等。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柳青推荐到一家刊物去的。那日天色已晚，她风也似地“刮”来，进门劈头盖脸向我祝贺，说那一篇“写得真不错”。我不免又激动一回，却是激动不过她。

　　以后几年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她整年在外头跑，采访、写剧本、筹资、拍摄，借助上帝给的好身体可以行踪不定。我坐在家里倒总能听说她的消息。消息不怎么好，多是失败的消息。消息如下：

　　1976年底——1978年夏，她与别人合写《忠诚的战士》，写的是贺龙。剧本在1978年《电影文学》上发表。同年秋成立摄制组开拍，但中途下马。原因很多。

　　1978年底，她写成了电影文学本《作证》，但没有拍摄的机会。此本收入198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电影文学剧本集，集名就用了《作证》。

　　1979年5月——8月，她又写了剧本《音乐之家》，写了盛中国一家的故事。因有关部门不同意把盛中国的父亲盛雪的事迹搬上银幕，此片未能投产。

　　1980年4月——11月，她与王艺瑜合作，编导了《漓江春》。

　　此片由华文影片公司出品，1981年底总算公演。

　　1980年12月——1981年2月，她又写了剧本《黄山吟》，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拟拍摄水墨动画片，因非儿童所能理解的主题，又未成。与此同时，她与王力雄合作，写了《末代皇帝》的剧本，中新社拟筹外资拍摄，因柳青本人认为此单位不具备拍摄此片的条件，终于放弃。

　　柳青简直是马不停蹄。我不由得要歇一会了，呼吸有些紧。

　　常听电影界的朋友说，现在的导演，能把百分之三十的气力使在艺术上就算不错了，其余的百分之七十得投到各种各样奇怪和不奇怪的事情中去：相当于外交家和商人的事，相当于权术家和甜言家的事，相当于股票市场里的事和街头乞丐的事，相当于搬运工、勤杂工、自行车运动员和马拉松运动员的事。都说，若不把这些技艺娴熟了，凭什么拍得起电影？有名气的大导演要好办一点，初出茅庐者必要有这样一身硬功夫的，如果想成功的话。

　　如果想失败呢？那就甭说，不过也没有这样的人。柳青自然也没有失败的瘾。不过失不失败不在于有没有这方面的瘾。很多朋友都说柳青嘛，人可真是个好人，可惜太不会处世，心肠又太软，有些事做得太不管不顾，对人也太易轻信……还有好几个“太”，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出了。是否“可真是个好人”就注定与这些个“太”分不开呢？倒未必。作人何妨全面些、周到些呢？但都又似乎太没有个性。据说，欲成大器者，若把每一件事都做对了，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此语过于玄妙，非凡人所能悟透。柳青的事没那么玄，不过证明了“秉性难移”和“命运即性格”两句话的伟大。譬如说作为一个导演，是大摆其架子好呢？还是与大家同甘共苦好呢？一般来说谁都会认为后者好。柳青是不摆架子的，因为不会。在上海锦江饭店拍摄内景时，因为要不断变换拍摄角度，室内陈设及道具经常要搬动，这位导演便经常自己动手，很多好心人认为这样会降低导演的威信。外出选景或拍摄时，她总拣租金便宜的车坐，有人建议说坐什么什么牌子的车才气派，她想也没想，只知道坐车是为节省时间提高办事效率，不明白气派的用处。在黄河源头拍摄《漂流》一片时（地处海拔4900米的巴颜喀拉山上），她把吉普车让给人坐，自己每天提前40分钟出发，翻一座山坡到拍摄点去。她既是导演，又是全摄制组中年龄最大的人，而且不久前刚刚作过一次手术，无论从哪一点说，她坐吉普车都是名正言顺的。但她认为全组的团结最重要，没有同心同德的创作气氛这部片子不可能拍好，自己必须与大家同甘共苦。不过她象是有点“不识时务”，据说“今非昔比”，眼下“摆架子”和“气派”也是件非同小可的事呢。有一位影界的朋友不无悲哀地跟我透露了其中的奥妙（我也不是活在桃花源，因而一说就懂）：假如你出去联系什么事务，必要有一辆气派些的轿车，这相当于一个特别通行证，与之联系事务的单位先就敬你三分，事情便要好办些。假如你作为一个导演去联系事务，最好只说自己是一名剧务，与之联系事务的人一见你心下便可嘀咕，剧务尚且气派如许，导演来了总归更吓人，事情又好办些个。这些柳青不懂。也未必准是不懂，懂了她也做不来。所以她就坐末流汽车，住下等房间，以吃方便面条为乐事去吧。再说威信。导演要有威信这不是一个问题，但建立威信的方法却分青红皂白。举个例子？譬如周总理信奉的是一种，“四人帮”惯施的是另一种——这例子举大了。没那么邪活。然而我想起诗人北岛的一句诗，“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真糟透了。不过失败就失败吧，柳青还是坚信她的“同甘共苦”、“同心同德”、“光明正大”吧，那样好。 赞 　　　　　　　　　　　　　　　　　　　　　　　　　(散文编辑：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