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么的渴求新的知识，我多么想知道一朵花为什么会开，一个艺术家，为什么会为了爱画、爱音乐甘愿终生潦倒，也多么想明白，那些横写的英文字，到底在向我说些什么秘密……。

　　可惜我的老师们，从来没有说过这些我渴羡的故事。

　　美术就是拿些蜡做的水果来，把它画得一模一样；音乐是单纯的唱歌；地理、历史，应该是最好玩的科目，可是我们除了背书之外，连地图都很少画。

　　我最爱的英文老师，在教了我们一学期之后，又去了美国。

　　数学老师与我之间的仇恨越来越深，她双眼盯住我的凶光，好似武狭小说中射来的飞镖一样。

　　初一那年我的成绩差强人意，名次中等，不留级。

　　暑假又来了，我丢下书包，迫不及待的往租书店跑，那时候，我们已搬到长春路底去居住，那儿也有租书店，只是那家店，就不及“建国书店”高贵，它是好书坏书夹杂着，我租书有年，金杏枝的东西，就没去错拿过它。

　　也是在那个夏天，父亲晒大樟木箱，在一大堆旧衣服的下面，被我发觉了封尘多少年的宝藏，父母自己都早已忘了的书籍。

　　那是一套又一套的中国通俗小说。

　　泛黄的、优美细腻的薄竹纸，用白棉线装订着，每本书前几页有毛笔画出的书中人物，封面正左方窄窄长长的一条白纸红框，写着这样端正秀美的毛笔字——水浒传、儒林外史、今古奇观……。

　　我第一次觉着了一本书外在形式的美。它们真是一件件艺术品。

　　发觉了父亲箱底那一大堆旧小说之后，我内心挣扎得很厉害，当时为了怕书店里的旧俄作家的小说被别人借走，我在暑假开始时，便倾尽了我的零用钱，将它们大部份租了下来，那时手边有《复活》、《罪与罚》、《死灵魂》、《战争与和平》、《卡拉马助夫兄弟们》，还有《狂人日记》与《安娜卡列尼拉》……这些都是限时要归还的。

　　现在我同时又有了中国小说。一个十二岁的中国人，竟然还没有看过《水浒传》，使我羞愧交加，更是着急的想去念它。

　　父亲一再的申诫我：“再看下去要成瞎子了，书拿得远一点，不要把头埋进去呀！”

　　我那一个夏天，是做了一只将头埋在书里的驼鸟，如果问我当时快不快乐，我也说不出来，我根本已失去了自己，与书本溶成一体了，那里还知道个人的冷暖。

　　初二那年，连上学放学时挤在公共汽车上，我都抱住了司机先生身后那根杠子，看我那被国文老师骂为“闲书”的东西。

　　那时候我在大伯父的书架上找到了《孽海花》、《六祖坛经》、《阅微草堂笔记》、还有《人间词话》，也看租来的芥川龙之介的短篇，总而言之，有书便是好看，生吞活剥，杂得一塌糊涂。

　　第一次月考下来，我四门不及格。

　　父母严重的警告我，再不收收心，要留级了。又说，看闲书不能当饭吃，将来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也该立下志向，这样下去，做父母的怎么不担心呢。

　　我那里有什么立志的胸怀，我只知看书是世界上最最好玩的事，至于将来如何谋生，还远得很哪。

　　虽然这么说，我还是有羞耻心，有罪恶感，觉得成绩不好，是对不住父母的行为。

　　我勉强自己收了心，跟每一位老师合作，凡书都背，凡课都听，连数学习题，我都一道一道死背下来。三次数学小考，我得满分。

　　数学老师当然不相信我会突然不再是白痴了，她认为我是个笨孩子，便该一直笨下去。

　　所以，她开始怀疑我考试作弊。当她拿着我一百分的考卷逼问我时，我对她说：“作弊，在我的品格上来说，是不可能，就算你是老师，也不能这样侮辱我。”

　　她气得很不堪，冷笑了一下，下堂课，她叫全班同学做习题，单独发给我一张考卷，给了我几个听也没有听过的方程式。

　　我当场吃了鸭蛋。

　　在全班同学的面前，这位数学老师，拿着蘸得饱饱墨汁的毛笔，叫我立正，站在她划在地下的粉笔圈里，笑吟吟恶毒无比的说：“你爱吃鸭蛋，老师给你两个大鸭蛋。”在我的脸上，她用墨汁在我眼眶四周涂了两个大圆饼，因为墨汁太多了，它们流下来，顺着我紧紧抿住的嘴唇，渗到嘴巴里去。

　　“现在，转过去给全班同学看看。”她仍是笑吟吟的说。全班突然爆出了惊天动地的哄笑，只有一个同学没有笑，低下头好似要流泪一般。

　　我弄错了一点，就算这个数学老师不配做老师，在她的名分保护之下，她仍然可以侮辱我，为所欲为。

　　画完了大花脸，老师意犹未尽，她叫我去大楼的走廊上走一圈。我僵尸般的走了出去，廊上的同学先是惊叫，而后指着我大笑特笑，我，在一刹那间，成了名人。

　　我回到教室，一位好心的同学拖了我去洗脸，我冲脸时一句话都没有说，一滴泪都没有掉。

　　有好一阵，我一直想杀这个老师。

　　我照常上了几天课，照常坐着公共汽车晃去学校。

　　有一天，我站在总统府广场的对面，望着学校米黄色的平顶，我一再的想，一再的问自己，我到底是在干什么？我为什么没有勇气去追求自己喜爱的东西？我在这儿到底是在忍耐什么？这么想着想着，人已走到校门口，我看一下校门，心里叹着：“这个地方，不是我的，走吧！”

　　我背着书包，一坐车，去了六张犁公墓。

　　在六张犁那一大堆土馒头里，我也埋下了我不愉快的学校生涯。

　　那时候，我认识的墓地有北投陈济棠先生的墓园，有阳明山公墓，有六张犁公墓，在现在市立殡仪馆一带也有一片没有名字的坟场。这些地方，我是常客。世上再没有跟死人做伴更安全的事了，他们都是很温柔的人。

　　逃学去坟场其实很不好玩，下起雨来更是苦，可是那儿安静，可以用心看书。

　　母亲不知我已经不上学了，每天一样给我饭钱，我不吃饭，存了三五元，去牯岭街当时的旧书店（当时不放地摊的），买下了生平第一本自己出钱买下的书，上下两册，叫做《人间的条件》。 赞 　　　　　　　　　　　　　　　　　　　　　　　　　(散文编辑：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