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没有请克里斯到我的家来过,两位老太太已经不出门了,更是不会请她们。有时候,我提了材料去他们家做素菜一起吃。 那日我又去找克里斯,郭太太说克里斯照旧每星期去南部海边,要两三天才回来,我看了看厨房并不缺什么东西,坐了一会便也回家了。 过了好一阵在城内什么地方也没碰见克里斯,我也当作自然,没想到去找他。 一天清晨,才六点多种,电话铃吵醒了我,我迷述糊糊的拿起话筒来,那边居然是郭太太。 “ECHO,来!来一越!克里斯他不好了——” 老太太从来不讲电话的,我的渴睡被她完全吓醒了。两人话讲不通,匆匆穿衣便开车往小城内驶去。 乒乒乓乓的赶去打门,老太太耳朵不好又不快来开。“什么事——”在冷风里我瑟瑟的发抖,身上只一件单衣。“发烧——”另外一个老太太抢着说。 那个姐妹好似一夜未睡,焦急的脸将我当成了唯一的拯救。 “我去看看——”我匆匆跑上了天台。 克里斯闭着眼睛躺在那张狭小的床上,身上盖了一床灰蒙蒙的橘色毯子。他的嘴唇焦裂,脸上一片通红,双手放在胸前剧烈的喘着。我进去他也没感觉,只是拚命在喘。我伸手摸摸他额头,烫手的热。 “有没有冰?”我跑下楼去问,也不等老太太回答,自己跑去了厨房翻冰箱。 那个小冰箱里没有什么冰盒,我顺手拿起了一大袋冷冻豌豆又往天台上跑。 将克里斯的头轻轻托起来,那包豆子放在他颈下。房内空气混浊,我将小窗打开了一条缝。克里斯的眼睛始终没有张开过。 “我去叫医生——”我说着便跑出门去,开车去急救中心找值班医生。 “我不能去,值班不能走的。”医生说。 “人要死了,呼吸不过来——”我喊着。 “快送去医院吧!”医生也很焦忽的说。 “抬不动,他好像没知觉了。你给叫救护车,那条街车子进不去。快来!我在街口等,圣法兰西斯哥区口那儿等你的救护车——” 克里斯很快被送进了小城那家新开的医院,两个老太太慌了手脚,我眼看不能顾她们,迳自跟去了医院。“你是他的什么人?”办住院手续时窗口问我,那时克里斯已被送进急诊间去了。 “朋友。”我说。 “有没有任何健康保险?”又问。 “不知道。” “费用谁负责,他人昏迷呢。” “我负责。”我说。 医院抄下了我的身分证号码,我坐在候诊室外等得几乎麻掉。 “喂!你——”有人推推我,我赶快拿开了捂着脸的手,站了起来。 “在病房了,可以进去。” 也没看见医生,是一个护士小姐在我身边。 “什么病?” “初看是急性肺炎,验血报告还没下来——” 我匆匆忙忙的跑着找病房,推开门见克里斯躺在一个单人房里,淡绿色的床单衬着他憔悴的脸,身上插了很多管子,他的眼睛始终闭着。 “再烧要烧死了,拿冰来行不行——”我又冲出去找值班的护士小姐。 “医生没说。”冷冷淡淡的,好奇的瞄了我一眼。 在我的冰箱里一向有一个塑胶软冰袋冻着的,我开车跑回去拿了又去医院。 当我偷偷的将冰袋放在克里斯颈下时,他大声的呻吟了医生没有再来,我一直守到黄昏。 郭太太两姊妹和我翻遍了那个小房间,里面一堆堆全是他的稿件,没有列出来的原稿。可是有关健康保险的单子总也没有着落。克里斯可说没有私人信件,也找不到银行存摺,抽屉里几千块钱丢着。 “不要找了,没有亲人的,同住十年了,只你来找过他。”另一位郭太太比较会讲西班牙文,她一焦急就说得更好了。 我问起克里斯怎么会烧成那样的,老太太说是去南部受了风寒,喝了热柠檬水便躺下了,也没见咳,不几日烧得神智不清,她们才叫我去了。 我再去医院,医生奇怪的说岛上这种气候急性肺炎是不太可能的,奇怪怎么的确生了这场病。 到了第五日,克里斯的病情总算控制下来了,我每日去看他,有时他沉睡,有时好似醒着,也不说话,总是茫茫然的望着窗外。 两个老太太失去了克里斯显得惶惶然的,她们的养老金汇来了,我去邮局代领,惊讶的发觉是那么的少,少到维持起码的生活都是太艰难了。 到了第六日,克里斯下午又烧起来了,这一回烧得神智昏迷,眼看是要死掉了。我带了老太太们去看他,她们在他床边不停的掉眼泪。 我打电话去给领事馆,答话是死亡了才能找他们,病重不能找的,因为他们不能做什么。 第七日清晨我去医院,走进病房看见克里斯在沉睡,脸上的红潮退了,换成一片死灰。我赶快过去摸摸他的手,还是热的。 茶几上放着一个白信封,打开来一看,是七日的帐单。这个死医院,他们收到大约合两百美金一天的住院费,医药急诊还不在内。 残酷的社会啊!在里面生活的人,如果不按着它铺的轨道乖乖的走,便是安分守己,也是要吃鞭子的。没有保险便是死好罗!谁叫你不听话。 我拿了帐单匆匆开车去银行。 “给我十万块。”我一面开支票,一面对里面工作的朋友说。 “开玩笑!一张电话费还替你压着没付呢!”银行的人说。“不是还有十几万吗?”我奇怪的说。 “付了一张十四万的支票,另外零零碎碎加起来,你只剩一万啦!” “帐拿来我看!”我紧张了。 一看帐卡,的确只剩一万了,这只合一百二十美金。那笔十四万的帐是自己签出的房捐税,倒是忘了干净。“别说了,你先借我两万!”我对朋友说。 赞 (散文编辑:淡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