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发展到今天，从创作观念到审美形态都有了新的探索与变化。只是所有这些都在印证一种相沿已久的圭臬：散文写作必须传达作家的真性情、真体验，必须凸现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自我。但我个人觉得，从某种意义讲，散文如果过多地沉溺于个人情绪的泥潭，那么作家所呈现的主体世界，必将意味着散文基本品格与美质的丧失。因为情绪化的东西都是非常个人化的，它虽然鲜活，但它可以杜撰，以至虚假；而且如果一篇散文只是作为个人情绪的的艺术直呈，那它必然导致散文创作的主体泛滥。
　　
　　从发展来看，散文体现出一种同构的奇妙色彩，它有近乎相同的源头、流脉和流向，乃至到了1980年，在一片呼唤“向内转”的欢呼声中，，散文中所体现出的“向内转”的倾向，也似乎都是“向个人情绪”的转移，其实这是对于这一概念的极大误解。于是我更觉得文学性只能在纯粹的文学世界中去寻找，是对文学的极大侮辱。林非先生在1986年撰写的《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中，曾表达出这样的观点，“散文创作是一种侧重于表达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样式，它对于客观的社会生活或自然图景的再现，也往往反射或融合于对主观感情的表现中间，它主要是以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真情实感打动读者。”但问题是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就一定是真情实感吗？过多的情绪抒写是不是会带来一种主体情绪的泛滥？因此注重观照审美主体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并从主体情感特征和艺术修养、主客体的辩证关系及艺术转化等方面开掘主体精神，这种对主体精神的外化和超越才真正是散文的审美特质.。因此，艺术可以书写主体，唤醒主体；但反之，主体的抒写就是艺术，这总让人觉得有些勉强。所以不论是“回到事物本身”，还是回到主体本身都是一种背谬。
　　
　　“主体性”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曾是一个歧义迭出的文化热点，无论是哲学界还是文论界关于“主体性”的阐释和启蒙思想的重新塑造，关于人自身理想化和乌托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体精神的超级想象，无疑都使主体性问题获得了全面梳理。文艺界的“对人性的呼唤”，对主体精神觉醒的痛苦记忆以及自我心灵苏生的张扬，均使主体性问题引起整个社会的空前关注。当然，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也出现了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某种理论杂糅性。其中的不成熟的表现之一就是总是矫枉过正。于是到了90年代，非主体化的呼唤就成为了必然。与80年代张扬“人的主体性”截然相反，90年代文人更多地倾向于自审、自嘲、自虐和自杀，“人死了”（福科）、“主体死了”（德里达）、“知识分子死了”（利奥塔德），于是那种整体性的哲学，那种乐观的理想主义思想，那种“高尚纯洁”式的写作不复存在，主体仅仅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仅仅具有小人物式的凡俗，并以调侃方式面对世界纷纭复杂景观而终于无可奈何。世界不再是“高雅清新”的大写的“人”的世界，而是一个俗人的世界，一个非主体的世界，一个反诗意化的“一地鸡毛”式的存在时空体。世界之中的“人”，只不过抽空了人的主体内容，而只徒有人的有限形式而已。于是，“活着就好”成为90年代人的成人仪式化奠基。
　　
　　纪弦先生说:“在我们这个文坛上，不乏以散文鸣家者；有的清新可喜,有的妩媚动人，万紫千红,各有可取；而只是豪放如苏东坡者不多见。”这话能我们从一个角度看出一些端倪。比如为大陆散文界捧得有些发红的余光中，余光中的散文以其独特的体验，浓浓的乡思，淡淡的乡愁拨动着读者的心弦，表达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思，这固然很好，但问题是当他的抒情方式演进到一种泛滥的时候，就让人觉得有些别扭了，在《听听那冷雨》中他这么写道：“二十五年，没有受故乡白雨的祝福，或许发上下一点白霜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吧。一位英雄经得起多少雨季？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藓？厦门街的雨巷走了二十年与记忆等长，一座无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里，等他回去，向晚餐后的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前尘隔海，古屋不再。”语言倒是富有诗意，但在他的自言自语式的抒情中，除了以作者真实经验为主要的题材内容之外，也表现了更多的虚构和想像成份，这样的抒情就有些滥了。再如《八十三年散文选》中有苏伟贞《单人旅行》、陈黎《给音乐精灵的咏叹调》等篇，还有林耀德《房间》和林幸谦《生命的风格》等文，都有不同程度的滥情的表现，此种散文过于讲求作者主体性的传统规范，反过来倒成为散文的束缚。可以说，这样的散文书写方式，作者可以在“有我”的幌子下，在某种程度上以非常主观的态度发言。但在作者直接介入文本的书写模式中，散文几乎成为“文如其人””的一种文类，其中呈现出的作者的情感、思想和气质在发展空间上其实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也容易导致滥情和僵化的趋势。进一步说，如果散文中的作者主观化书写，一旦在一篇文章中占有绝对权威的中心地位，其实就是散文创作走向的一个极端的显现。生于鲁南乡村的王鼎钧说：“大家初来台湾的时候思乡说愁甚为盛行，十几年后（指70年代初--引者），乡愁有渐成禁忌之势，我这个后知后觉还拿它大做文章。”又说：“我写乡愁比人家晚，如果乡愁是酒，在别人杯中早已一饮而尽，在我瓮中尚是陈年窖藏。”“乡愁是美学，不是经济学。思乡不需要奖赏，也用不着和别人竞赛。”这话有点奇怪，乡愁的情致和内容是好，但几乎所有的台湾散文都在乡愁上纠缠时，散文的一致性必然带来单一性，最后的结果必然导致主体意识的泛滥成灾。司马中原的散文也是“对于童年的乡土，有着深深的追怀”的散文（《乡思井•后记》）。此外，琦君（著《一对金手镯》），林海音（著有《冬青树》），徐钟珮（著有《我在台北》），张漱菡（著有《风城画》），艾雯（著有《青春篇》、《渔港书简》和《生活小品》）等，还有像林清玄、林新居、方杞、王静蓉、黄靖雅、季瑛棣等在佛理散文创作上比较活跃的作家，也大多将笔力纠缠在亲朋故旧的乡愁上，是抒写身边家庭琐事和儿女情长的闺秀散文，这中倾向简直成了这一时期台湾散文创作的主要倾向，张晓风曾指出，这个年代的散文作者“偏倾于个人思维的走向”，家国与政治的热衷关怀少了。于是这些作品就必然存在一种天然的缺陷与迷失，从一种抒情走向了主体情绪泛滥的泥潭了。不少作品，不是缺少技巧，而是缺少思想。一些作者，不是缺少才华，而是缺少境界。在商品化的挤压下，崇高暗淡了，英雄破碎了；美丑颠倒了，是非混淆了；真正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题材少有人问津，而表现纯个人意绪、心态、纠葛、本能、金钱奴役的“情结”却有膨胀趋势。一些作品，一味地自我欣赏，自我抚摩，拒绝社会，拒绝社会承担。这种终会导致创作力疲软的现象，是理当引起警觉和克服的。
　　
　　谢有顺在《法在无法之中——关于散文的随想》借梁实秋《论散文》）的话提出：“散文的美，美在适当”“与过度抒情相对的是情感的节制——这是散文写作里的必要维度。没有节制，散文就会流于滥情，走向浮浅，而失却散文的真与美。因此像李敖新作中的《余光中的假诗境》、《评改余光中的〈无论〉》等短章，对余光中的直率批评就不无道理。平凹先生的散文开朗、豁达、劲健、安谧，并有幽默情趣不时流露，从他的散文中我读出了一种佛气、鬼气、还有一种儒家和道家之气，但他散文也有一个致命之处，即使主体书写的过度，比如他的散文《对月》、《冬景》、《读书示小妹十八生日书》。斯妤在她的散文世界里，对自然的推崇，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赞颂，无不与爱相关，这应该是她真实心态的外在显现。她曾经说：“至于我自己，我是一个固执的人，我写作总是屈从于内心，不会因外部的潮头风尚而做出调节。”她的散文确实是过于情绪化了。王开岭的散文是另外一种方式的主体泛滥，他几乎在借用一些事件和历史在编造自己的主体神话。因为散文就是讲求主体，也绝对不是那种单纯的自然主体。再比如刘亮程，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刚出来的时候炒得很热，众多名家写文章推荐，溢美之辞不计其数，刘亮程一下子从一个无名小子变成世纪末中国最杰出最有前途的散文作家。但就是这部散文集及当代中国散文的过分滥情的典范之作。矫情、伪浪漫主义、哗众取宠的故做姿态，他散文的农村，可能更多的只是存在于想象之中。
　　
　　虽然作家的审美韵致与精神旨趣肯定是离不开一种主体意识的，但过度的强调主体意识，很容易使它泛滥，最终会使作品陷入一种内容的虚化与空泛之中。在散文中，作者固然离不开对主体的表现，包括对深层秘密心理的表现。但对于作家所要表现的世界来说，这是一种单质的东西，它们只有在和外在生活自然界的客观事物性因素发生联系时，在纳入、同化于作家的意识形态的境界，逐渐融为同质并与之旨趣相合时，才能成为作品观照与表现的对象。胡风在谈到诗歌创作时曾说，“作者底诗心要从‘感觉，意象，场景底色彩和情绪底跳动’更前进到对象（生活）底深处，那是完整的思想性的把握，同时也就是完整的情绪世界底拥抱。”这段话似乎是对抒情诗的把握，也似乎道出了以抒发主观感情为主的各类作品的重要特点及“情绪世界”在作品中的重要意义。但它本身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的。于是对于主体的过度依赖，必然使作家的主体肯定只能最终成为平庸的文艺家的包袱。
　　
　　因此散文创作中存在的同样的这样一个问题，它不仅仅简单的是文学向内转的问题，他们的写作更多的是一种对生活或者生命的直觉和感悟，并且没有太大的思考的质地，于是他们对于生命和生活本质的探求，必然只能停留在浅层次的阶段，只是一种从自己直接的体验中得到的一种东西，它似乎是最接近本质的，但文学的一般走向，必然从直接的体验到哲学的思索，再到宗教的探求，然后回归到最初的状态，但他们的思考似乎并没有超越更多的阶段。他们需要锻炼的不仅是自己的表达，更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境界，他们的写作必须依托更多的东西，而不是仅仅依靠自身的那点所谓的主体。于是海峡两岸的散文写作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才情有余，但功底不足；情致有余，而对精神的探求不足；表现生活有余，形而上的哲思不足。但文学写作必须在靠近宗教、哲学、社会、道德时，才能靠近它本身，越是纯粹的文学，其实是越没有力度的，那么它离文学的本质就越远，就如同南帆先生所认为的那样，“纯文学”只是一个“空洞的理念”，针对于纯文学讲求的“表现自己的内心”，南帆先生指出，“相对于动荡不息的历史，可怜的内心又有多少内容”。因此在散文作家的写作中这样一个最大的弱点就突显出来。而且，相当一部分作家，似乎在故意用一种主体的名誉，要将自己从老一代的作家中剥离出来，实际却没有内容上的区分，于是他们过多地是一种概念上的意义，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他们过于依赖于一种主体的感觉了，甚至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写作是自然主义的写作，他们把一个个物件用文字的方式排列出来，想给人一种感觉的冲击，但那些浮躁、不安、狂放、压抑、困惑、焦灼和痛苦的情绪一直缠绕在他们的心头，文字中所表现出的思想的虚弱使他们的创作变成了只能苦思冥想的近乎矫情的写作，于是他们的创作依旧只能是一种将原初形态放大、解剖、浓缩、诠释的过程。而作为文学，对于作家来说，是将自己的人生与自己的理想一同展示在世界的面前，这便是文学的意义，但当一种媚俗化的或伪饰性的主体性堵塞了我们的思维，他们的写作的努力方向到底朝向了何方？
　　
　　艺术即反抗，这是反抗现实原则的幻想过程的最高内容，但现在的有些作品，缅怀往事的多，反映现实的少；写身边琐事的多，写重大题材的少而散文的创作应该倾向于对真相和苦难的揭示，以一种直面的姿态去释疑，以便对现实鲜盈的空间作出自己特有的理解和诠释；应该将生活的本真从生命躯体中剥离出来，并表现出自己对描写对象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和宇宙的认识；应该要着重表现的不只是人类所经历的外部世界，而且是在外部世界所影响下的人本身的存在状态，从而把自己体悟到的内心风度、骨头硬度、血液浓度、精神厚度、文化深度、思维高度、语言亮度、明澈温暖表现出来。但这点在当今的散文创作中是缺失的，在他们的作品中，难以找到一种对于深层精神的探入与自省，他们在散文中表现的痛苦往往是个人化的，是狭窄化的。它只是一种寂寞式的苦楚，最大程度上，也只是一种精英化了的苦难，与世俗的艰难无关。这样的作品只是让人感到了一种虚空与静寂，难有一种真正的苦难意识。因此，当今的散文创作缺少一种真正的痛苦，即使有一种伤感在里面，也没有太多的渗透到现实的存在中去，即对于现世的关注不够，特别是对于低层的关注尤其不够，即使关注了，其中的疼痛又过于诗意化了。总体上来说，当代文学，正走在一片浮躁与迷茫之中，缺少一种深沉的力量与新锐之气，尤其是缺少一种深入骨髓的痛苦与自省，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乌托邦的创作幻象。
　　
　　可以说，情绪化、纯粹化的写作只能把当今的写作引到一条死胡同里去。因此，近些年来的散文创作陷入了一种大面积的失语状态，不少作者有意避开现实生活中激动人心的东西，他们的写作更多的是一种对生活或者生命的直觉和感悟，并且没有太大的思考的质地，于是他们对于生命和生活本质的探求，必然只能停留在浅层次的阶段。这种情绪的蔓延感染，使散文失去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当代意识，使主体的表达呈现出一种泛滥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