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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自古华山一条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王维，曾经、首先是一名佛门高徒！他也只是一个例外和特殊，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人生，关于社会，关于人性关于人类共同的心灵幸福和心里苦痛。
年前，在外地人举办的一次商品展销会上，有一个旧书专柜，搜寻良久，眼前一亮，我竟在一堆散乱无序的最便宜的旧书中发现了一本《文心雕龙》，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其书的部分内容，我曾陆续散读于各类报刊杂志，至于全书，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无缘得见，而今意外地以五元人民币购得，且惊且喜，但也为《文心雕龙》遭此冷遇而心中黯然不快。落一叶而知秋，作为文学创作理论的经典之作，如今色衰爱弛、门前冷落到如此地步委实叫人心酸。这也难怪，如今，像《文心雕龙》这样的书，无论如何也不能匹敌于穿越、奇幻、宫闱艳史、富豪佳人绝色艳遇之类，热与冷，宠与辱，妍与媸，尽被人心与世风左右着，这样的现状真叫做学问、写文章的人观而色变，闻而胆寒。
奉读宝典，方知其书所论为始于三王、终于梁代之文体演变、文风传承与为文之道，名不虚传，实在是一本好书。该书的立论与辩述固然精彩，但其中的“猫腻儿”也显而易见。刘勰在书中自“原道”至“议对”的十五章高论中明确表示文道是服务于王权的，这便令人生出食中见蝇的恶心，觉得大名鼎鼎的刘勰自己“被御用”了，又长篇大论地来忽悠天下文士都为王道去施行文道，我便开始怀疑其人脊梁骨的坚韧程度，同时，我也想到了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想到了宋代古文家周敦颐的“文以载道”，也想到了北宋政治家王安石的“有补于世”和“以实用为本”。王安石是宋朝的名相，自然就是王权的同道中人，但不论是王安石、白居易、周敦颐还是刘勰，他们都公开承认文学是有一定的社会功利目的的，而这个功利目的中的核心重点就是维护王权、倡导王道，因为他们都是正宗的儒家，功名利落、富足显贵是他们的人生追求的主要目标，而这一切的获得都必须通过捍卫王权、倡导王道来实现，他们自然就要为那个王道摇旗呐喊以获取高官以赚取厚禄，且富且贵，且扬且显。然而，这也只是他们的单相思，宦海无涯、仕途险恶、俶尔沉浮是不容辩驳的事实，比如王安石，他也有“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那样对失宠又望得宠却迟迟又不得宠的焦虑与愤懑；柳宗元也曾有“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清高与自持，他们的人生因维护王权而飞黄腾达，也因王权的个人意志化和情绪化遭致落寞与黯淡，他们伺候的王道也会翻脸不认人，当他们回归到正常人的位置上的时候，也才能洞见人性的真实面孔和人生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不识庐山南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怎么能像“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那样彰显人性之美和文韵之美呢？但不论是《题西林壁》还是《泊船瓜洲》，我们都可以看见诗人内心细微而复杂的人生思考。要王道精神，还是要文道精神，王安石不能选择，因为他无法背叛自己的阶级，他无法割舍自己既得的政治利益、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他也知道王道的庞大繁杂和无可抗拒会在王道法人不需要和不高兴时剪灭他的文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个”），但他还是忠心耿耿地表明文道足可以“有补于世”，坚持认为文道应该“以实用为本”，于是，在他所属的政治利益集团要抛弃他的时候，他可以彻底牺牲自己的文道精神而去迎合和奉承王道精神，铁的事实却是，当他的政治生命走向低谷的时候，他的艺术人生却达到了顶峰（“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因为这种时候，也只有在这种时候，他的大脑才能完完全全为自己的人生命运思考，他的全部的精神活动已经回归到了人性的原点上，这时候，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王道卫士，而是一个血肉鲜活、情感帅真的文人！
宁可“寒江独钓”也不与敌对势力和世俗同流合污的柳宗元，在遭遇了“八司马事件”被贬之后，他的心灵与人性也经历了和王安石极其相似的回归过程，他也站在人性的原点上写出了千年传诵的《段太尉逸事状》、《童区寄传》、《种树郭橐驼传》和《宋清传》等具有真正意义和价值的文学作品！
刘勰，穷困潦倒以至于寄身佛寺，但其人能够刻苦研经、矢志治学，其作《文心雕龙》经当时大作家沈约的力推方闻名于世。世人皆知《文心雕龙》为文论大作，但鲜有人知道刘勰的人生多舛。刘勰晚年直接皈依了佛门。司马迁所言“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计。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大概是文人们的宿命。
陶渊明是勇敢的，或者说陶渊明是清醒的，是明智的（但也有人可能会说是愚蠢的！），他宁可脱离王道，不做王道卫士，而安心捍卫文道，安心做一个文人，因而他的《归园田居》五首，《饮酒》二十首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星座级的作品，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辉煌成就远远胜过他为官的政绩，陶渊明回归了自己的本性，守住了自己的本性，他的人生轨迹有力地捍卫了文道，包括《桃花源诗并序》在内的所有诗文就是他的自然心性的真实投射。
王维是一个例外，其人一生官瘾很大，他的一生在政治上收获颇丰，五十九岁了，还能在“尚书右丞”的位子上成功“竞争上岗”，尽管他在这个职位上任期不到两年就西游了，最后的职位却很高，遗憾的是，他做官的影响远远不如他写诗的名声大，独膺“诗中有画”之美誉，原因可能很多，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使他的笃信佛法，其人诗作富有禅境之高妙，极具空门之明澈，王维能做到王道与文道并重，源于他以佛学精神来调和人生，既不违于王道，也不悖于文道，他一直保留着自然质朴的心性，以佛性为官，以禅境入诗，一生仕途无险，诗途顺畅，可谓难得的一位心灵“达人”。
再说刘勰与《文心雕龙》，他立论的基础是“五经”，他的人生思想是儒家思想，他的人生哲学是儒家哲学，而儒道是“内圣外王”之道，刘勰在该书的构思和创意之初就是对王道和王权心存幻想的，因为他需要通过维护王权捍卫王道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部分叙述是刘勰的“护身符”，是“保命锁”，有了这样旗帜鲜明的政治基调，后面纯专业的论述就有了可靠的资本，至于刘勰是否真的赞同文道一定要服务于王道似无据可考。《文心雕龙》最具艺术价值的却是后面的十五章（自《神思》至《知音》）的内容，关于作文的构思、立意、谋篇、修删诸环节无不涉及、无不精彩，至今仍为文法大全或作文之范，多读无不获益。然而，《文心雕龙》的广闻天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刘勰的个人命运，看来，梁朝的统治者并没有买他的帐，或者说，刘勰的忠心并没有打动上层人物，但也有可能“上面”也看出了刘勰的根本用意在于托颂“五经”、取悦当局允许他推销教世人如何舞文弄墨的“膏药”，而这样的“江湖小儿科”也不曾奏效，梁武帝对他的肯定和奖赏只是让他前后做了“奉朝请”、“记室”和“东宫通事舍人”及“步兵校尉”等小官。他生前所存身活命的定林寺住持僧佑死后，朝廷竟然又让他回定林寺去整理佛经，命运跟刘勰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仕途无望，困顿依旧，干脆削发出家，遁入空门，这样的结局，也许证明是刘勰对命运的屈从，也许是对当局的讽刺和抗议，一代大师的英灵在五十九岁时就被佛祖接引走了。
文人的命运到底该由什么来维系？从以上诸历史人物的经历来看，问题似乎有两种可供选择的答案，其一是媚俗，其二是守性。媚俗的现实利益可能很丰厚，有稿酬，有出场费，有挂名费，甚至还有广告薪酬，但文人一旦媚俗，脑袋就要替别人思考，就要做笔奴和文奴，就要做“帮腔”，就要演“双簧”，虽说莲“出淤泥而不染”，但问题是淤泥太深太重的地方长不长莲？即使长了，如何去采莲？而淤泥如果臭气冲天，谁去采莲？那东西还叫不叫莲？这便是现实对文人的诱惑，也是文人面对的困惑。
媚俗不幸，那就守性吧，做一个地地道道的文人，有良知，有正义感，有使命感，有责任感，有牺牲精神，像宋朝的张载说的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去为真理奔走疾呼，去同黑恶贪腐斗争，去关注弱者和弱势群体的命运，去洞察最多数人的人性，去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去关注他们的爱恨情仇、七情六欲、柴米油盐酱醋茶，去寻找自由，去争取自由，去捍卫公平公正……但是有人的心里要疼，这一疼，谁给你发工资？谁给你发奖金？受到恐吓去找谁保护？被迫害、被跨省抓捕的冤屈向何处伸？身家性命的安全谁来保证？这个社会，只要你板起脸来跟人说话，你就要得罪一大片人。如今的“霸王”们不再“别姬”了，因为有“四面楚歌”的教训。文人们一旦这样做是本性的表露，是心性的虔诚，全社会都可能认为你是个大英雄，但这样的英雄必将陌路，谁来勇敢地做这样的文人呢？
有人可能会说，那就既不媚俗，也不守性，就做王维那样的文人，那么，谁敢保证既能够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又能够在商海里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同时还能在心里想着“诺贝尔”文学奖金，并且梦想成真？
自古华山一条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王维，曾经、首先是一名佛门高徒！他也只是一个例外和特殊，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人生，关于社会，关于人性关于人类共同的心灵幸福和心里苦痛，他的诗里是很少有的。
这便是虔诚文人们的英雄末路。
我也算作一个文人，我和所有的文人一起困惑，也和所有的文人一起面对陌路，我却不能放弃读书，我也不能停下手中的笔，因为一切、一切，还有待验证和评说。
2011-2-23作于未末工作室
[责任编辑：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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