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牛的空间

《呐喊》、《无题》诗句和“铲草根”

蔡梓权

文革时期，荒唐年代，有些事情荒唐得简直叫人匪夷所思。比如说，被毛泽东评价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反帝反封”的“中国文化革命主将”的、20世纪中国赫赫有名的大文豪——鲁迅，谁曾想，在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鲁迅的《鲁迅全集》第一卷《呐喊》，居然会被作为“资本主义”的“反动”书籍而被革命委员会的民兵收缴的呢？

那是1970年3月底的事情，离我因文革里两派斗争作为被打败那一派的头头被在读高中学校关押批斗一年多，于1969年9月被作为不戴帽子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下放回乡接受监督劳动”遣送回农村家乡刚刚过去半年多时间。是时乡下在经历了“斗批改”、“刮十二级台风”、“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分子”之类政治运动之后，正在开展着严酷的“一打三反”运动。春寒料峭。

3月下旬的一天，天刚亮，我起床洗漱完毕，正在等着听生产队长的广播筒话音安排准备去开工。突然，队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身背一支老“七九”步枪急匆匆地大步冲到我家门前，厉声吆喝：“快！去水井头集中！要搜家！搜家！”

我一惊，说：“搜家？搜什么？”

“搜枪！搜手榴弹！搜炸药！”他很不耐烦地说，催促着，“快走！”

我想，我家里完全没有这些东西，你要搜就搜。当即起身离家，走去水井头，就是村里水井旁边的那片场地。到那一看，不少人家已经在那里集中了，贫下中农集中在一边，被划为地富反坏右等管制镇压对象的所谓“二十一种人”牛鬼蛇神集中在另一边。有几个背枪的民兵在控管着，其中一个民兵指示我，叫我去到“二十一种人”这些阶级敌人那边集中。我听从，站到阶级敌人那一边去。贫下中农这一边有人在说话、议论；阶级敌人那一边，人人低着头，一片静默。我孤寂地站在一座坟头旁，注视着远方。天上正密布乌云，太阳不知何时才出来。人的心情也一样，阴沉沉的。

村子里有专门的民兵搜查队人员逐家逐户进行搜家。每搜完一家，没发现武器等搜查物的，就通知该家成员离开水井头，让他们回家或自行干活去。搜着，搜着，持续了三个多小时，集中在水井头的几十户人家陆陆续续地几乎都走完了，结果是，全村完全没有发现枪支、手榴弹、炸药等搜查物。

我是最后一个得通知回家的。在我从水井头回家的路上，碰上那些刚刚完成搜家往回走的搜查队的民兵们，他们中有很多人用异样的目光来看我，在那些眼光中，有的诧异，有的鄙视，有的同情，有的惋惜。有一些人在互相议论。我听到他们在轻轻地议论我，“没想到这学生娃这么反动。”“他读的全是反书。”“死不悔改。”“他家里书真多。”“没见过这么多书的。”“这么年轻，可惜呀。”

我回到家里，见家中的物品被翻得一片狼藉，而搜查队的一个负责人还坐在我房里那仅用一块门板铺就的床上。我认得这负责人，知道他是大队中学的教师，听说还是学校革委会的一个什么头目，专抓革命，不用参加农活的。听人说他眼角甚高，自诩高贵，个性高傲。有时曾在路上碰见过他，他从来不与人平视，也从没有和我说过话。他还在翻弄着我放在床边的一大箱书。

我走到我的床前，站着。他一脸轻蔑地睥睨我一眼，说，“这些书都是你的？”

“是的。”

“我们搜查队检查了这些书 ，经过研究，觉得你的一些书十分反动，决定收缴你三本书，已经拿走了。”

“哪三本书？”

“一本《呐喊》，那套《三国演义》两本。”那套《三国演义》是新版两卷本，分上下册两本书。

“为什么？《呐喊》是鲁迅写的，《三国演义》是四大名著之一。”

“反动！《呐喊》是资本主义的，《三国演义》是封建主义的，这些都是反书，决定收缴。”他一口咬定，不容分说。

我心里暗暗叫屈，你说《三国演义》是封建主义的，可能难以说得清；但鲁迅的《呐喊》怎么能说是资本主义的呢？这些都是我平日爱读的书，我是不顾劳累专门从学校特地带回来的呀！我强忍心痛，无奈。况且，书已拿走，多说也不能得回来，说什么呢？无话可说。

他又拿起另一本书，说，“我还在想，这一本我们也要收缴。”我一看，是《联共（布）党史》，这可是我两年前负伤后到西江边一个山城流浪养伤时一个工程师专门送给我的我心爱的书呀！

“为什么？”

“这是苏联的，修正主义的。不反动吗？”

你既然问我，我就说明一下。

“这本书不反动。你可以看一看毛选第三卷，毛主席称赞这本书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

我这么一说，他语塞了。他把《联共（布）党史》放下，随即又拿起我放在书箱里的三封通信，狠狠地说，“这些信很反动，我要收缴。”

这些信是我离开学校回到乡下以后与远方的同学——我心中的恋人半年多来仅有的三封通信信件，这是我们初恋的情书，乃是我的心肝宝贝呵，我怎么能让你收走！

我说，“你凭什么说这些信反动？”

他打开其中一封信，指着信内一段内容，说，“这些诗就是反动。”

我一看，他指的是来信里我恋人引用的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无题》里的几句诗：“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至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我说，“这是古人的诗句，没有什么反动。”

“你们说‘东风无力百花残’，就是反对‘东风压倒西风’，诬蔑大好形势，还要相见搞破坏，死不悔改，不反动吗？”他振振有词。

我觉得这种人不可理喻，不想多费口舌向他解释什么，但坚决不肯让他收走我的信件。我说，“这些信件反动不反动，不是由你说了算。你可以叫公安机关来，如果公安机关来人判定它反动，你们可以收缴，否则，我坚决不让你收走这些信件。”我横下心，紧握拳头，挡在床前，不让他走出来。

他见我态度强硬，也不敢蛮来，就把三封信数了数，说，“三封信，七页纸，你一定要留着，不得毁掉，少一页也不行。我马上报告公安派人来。”于是，他把信件放下，我就让他走了。

他走后不久，有两个平时对我比较友好的小青年偷偷来到我家，对我说，那负责人回去后就对搜查队的人员说，说我读反书，写反动信件，写反诗，还说要“铲草除根”，真的很反动。他们决定要马上告知公安机关，派人来查实，就把我抓起来。两小青年很为我担心，建议我赶快逃出去，躲一躲。我说，别管他，让他来查吧。不过，对他说的什么“铲草除根”，我实在也想不透这到底说的是什么。

下午，我照常在队里开工。队里安排我“铲田基”，就在离家不远处的水田里用铁锹铲干净田基坎边上的杂草。清明节快到了，农谚说“清明秧”，需要铲净田基坎边杂草，让杂草沤田，很快就要犁田、耘田，开始插田了。

下午的工夫刚过了一半左右，突然，村边有一个声音大声喊我，叫我马上回家有事。我当即停工，手提着那把铁锹，赤着脚，卷起的裤脚也不放下，就沿着泥泞的田塍，大步流星，往家里赶回来。

快到屋边，一个声音喝住我：“站在！”我立定脚，才看见屋边的龙眼树下站着一个人，他厉声喝住我，“把铁锹插在这里！”我才醒悟，他们可能担心我用铁锹铲他们。我当即把铁锹插在地上，然后徒手走到围在屋边的一群人跟前。

这群人大概有十七、八个，多为中年人，其中有两三个女的。我都不认识，也不想问他们的身份。且听他们说吧。

那个喝住我的人估计是领头的，他也没有对我说明什么，直接就说，“把你平时读的书，全部拿出来。我们要检查。”

我知道是搜查队告知公安机关派人来检查了。我也不说话，回房里把我从学校带回来的和新近买的两百多本书全部搬出来。当时我看的书，除了《呐喊》、《三国演义》、《联共（布）党史》之外，其他全都是诸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两卷本）、《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毛泽东选集》四卷、《革命烈士诗抄》等革命书籍和一些我回乡后新买的有关农业种养方面的书，让他们查吧。

这群人就围坐在靠门的厨房里和门口边的场地上查书，每个人翻看一本，看完一本又一本。他们每个人几乎是一页一页地仔细地翻看，有时看到我写在书中的一些眉批或笔记，或笔划的线条，他们还互相传看、小声议论。我站在外边，只看着不吱声。但自那一次之后，后来我读书再也不动笔，更不在书上写任何文字，免得让人家找岔子。

他们细心地把每一本书全都翻遍。后来，领头的那个人逐个地小声征询他们每一个人的意见。我看见，他们每一个人都轻轻地摇摇头。我猜，他们可能表示自己没有发现问题。

所有的书全都检查完了。

突然，领头的那个人向我大声质问：“那三封信呢？”

我回答：“在房间里。”

“你拿出来！”

我走回房间去拿信。他补充说：“七页纸，全部拿出来。”

我把那三封信七页纸全部拿出去交给他。

他把这些信分给大家，由每一个人轮流仔细地完全看过这三封信。

大家看完后，互相交头接耳轻声议了一下，领头的那个人向我提出了一个可能他们都感觉疑惑不解的问题，这也是整个检查过程中他们提出的唯一一个问题：

“这封信里说，‘愿你铲草根有劲！’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样说？搞什么铲草除根？”

他这么一提，我恍然大悟，怪不得那搜查队负责人说什么“铲草除根”，原来出处就出自这句话，他们竟把“铲草根”当作“铲草除根”了。

我指着厨房里的柴草角，请大家看，那里就是一堆野草根。我向大家说明，“铲的就是这些草根。我回到家乡，一无所有，穷困潦倒，缺钱，缺粮，还缺柴草。钱粮尚可以向人借，却没有借柴草的。我必须去铲草根，晒干草根用作烧水煮粥的柴火。每三天我就必须去铲一担草根，否则家里就没有烧的柴草了。我把这种窘困状况写信告诉了女朋友。她回信，用‘愿你铲草根有劲！’作为一句祝辞，就是对我作一个鼓励，鼓励我不要怕艰难困苦，而要鼓起干劲，面对生活，努力进取。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把话说完了。大家互相看看，都不出声。

一会儿，领头的人示意大家起身，走出屋外的树下，大家一起合议了一阵。然后，他走过来，对我淡淡地说：“检查完成了。”他们什么话也不多说，连招呼也不打，无声无言，就走了。我默默地看着他们离去。

他们什么也不说，这可是对我最好的爱护了。试想，如果当时他们之中有谁从我的书中或信中挑出一两点不是，迎合那负责人所说的“反动”，那落到我头上的结局将可想而知，轻者即没收书信或书籍，稍重者则遭受批判、斗争，再重者则至关押判刑，身陷囹圄；如我依旧顽冥不化，真的死不悔改，说不定还会招至杀身之祸。在那个把揭发他人视为革命的人人自危、动辄得咎的年代，因言获罪或因文字犯禁而被罗织罪名身陷刑狱者可谓屡见不鲜。如今他们不说我有什么问题，这无言本身就是对我莫大的肯定。果然，从那以后，没有人再来找过我什么麻烦，也没人再说我什么反动之类了，这事就慢慢过去了。

后来，队里的人告诉我，这一群到我家来检查书信的人都是大队初中学校的教师，是大队革委会派他们来的，那领头的人就是校长，姓黄。我回想起当时的情境，真切地感受到，对我这么一个当时被人称作“反动”的青年学生，在那“一打三反”的严酷的政治态势下，这群老师们不趋炎附势，不牵强附会，不落井下石，不蓄意害人，他们以真实的知识秉持着善良，在不言的平静中透视着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良心，他们都是心地善良的好心人，是正直质朴的好人。我相信，世上总是好人多。

过了三年之后，远方那个天下难有的“愿‘我’铲草根有劲！”的美丽而真诚的姑娘摒弃人世间所有陈规陋俗，不畏任何艰难，毅然决然，孑然来到我的乡下，成了我的妻子。我们安贫乐贱，依靠自己那“铲草根”的双手，勤耕劳作，生儿育女，开创我们自己贫困艰辛而又怡然自得的农家生活。我们很快实现了自食其力，自给自足。我们在人家强加于己的牛鬼蛇神之类无形的桎梏中倔强地挺树着作为一个正常人的不容侮辱、不容剥夺的尊严。铲草根不乏艰难，而这苦难的历练也给了我深刻的体悟和启迪。野草自有着生生不息、无所不适、长绵不绝的无尽的生命力，漫山遍岭皆野草，野草铲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有野草，不怕没柴烧，何愁之有？我们虽遭受重压和苦痛，抑失了自由的呐喊，但我们心中自有相知慰藉的会话、诗情和歌唱，我们珍惜属于自己的辛勤平和的劳动与温馨恩爱的生活。乡亲们很快了解了我们，对我们都挺好。在我回乡五年之后，乡亲们缺席选我担任队里的科技小组长，我终于可以参加社员会了。我负责队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开展科学种田，尽职尽责，为提高农业产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自认为自己是一块种田的好材料，乡亲们称赞我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勤快的人”，夸我是种田、种菜的“专家”。

后来又过了几年，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文革结束了。很快，大队初中学校决定吸收我作民办教师，据说首先就是由领头来我家检查书信的黄校长提议而促成的，他说的理由是，能读这么多书的人肯定可以做好一个教师。

我是感谢黄校长的。但我实际上没有机会到大队初中学校任教，因为我下乡之前户籍所在的乡镇马上把我作为插青抽调回镇上学校去作民办教师了。我在那里学校任教不到一个学期，很快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考取师范学校，毕业后安排到镇上一所中学，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后来，有关方面全部推倒了文革中强加于我的一切诬而不实之词，给我宣布平反了。雾霾散去，阳光普照。我在教育教学工作中，依然如同在乡下铲草根那样，不畏艰辛，埋头苦干，勤恳踏实，关爱学生，扎扎实实做好每一件工作。有付出就有收获，我的工作获得了广大师生的肯定，也取得了较好的业绩，并被评为特级教师。后来我和教师们一起自主创建了新课程问题教学法，还被评获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我就一直在教育线工作几十年，直至退休。

而当年那次搜家的那个搜查队负责人，后来他也不再担任什么革委会头目了，依然在学校里作教师。这个把鲁迅的《呐喊》和李商隐的《无题》诗句都妄诬为“反动”的人，人们都说他实在也上不了什么课。据说后来学校安排他去搞勤工俭学，搞来搞去，最终一事无成。我往后与他有时也会碰面在一起，不过几十年来，相互间谁也没有再提起过当年搜家那回事。

至于那时被他们收缴去的那三本《呐喊》和《三国演义》，有人说，你怎么不向他们提出要回来呢？也有人说，哪里还能要得回来？可能早就被他们撕来卷烟，或者作手纸用了。我有时想想，总觉得蛮可惜的。这么好的书，居然落到他们的手里，用鲁迅说过的话来说，真是“明珠暗投”了。

唉，荒唐年代，实乃何其荒唐！

                                    2014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