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丰的空间

在树炎家住了一年零九天，没付房租，结下一辈子的情谊。

树炎姓方，1960年因建新安江水库从淳安移来开化。一个沉默寡言，吃苦耐劳的农民。黝黑的皮肤，头发有点自来卷，瘦削的脸与壮实的身材似乎不太相称。村里不叫树炎其名，另有大号“汪家人”，也曾打听过来历，未得到解释，至今不明就理。全家七口人，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夫妻两个和大女儿参加队里劳动，但按工分计算只相当两个全劳力。中间三个子女读小学，最小的女儿3岁。

1974年4月20日，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我下放到中村公社新建大队插队落户，分在第二生产队，队长就是方树炎。在公社他抢着挑我们行李，不知道他就是我们的房东。新建大队当时接收了八个知青，四个住进了他家。房子座落在村中间，是新建的两层楼房，黄泥墙，松木楼板，三合土地面。楼上楼下用杉木板隔了4个房间，四个知青占了一半。当时大队还没通电，用煤油灯照明。如此的条件和家庭负担，能建起这样的房子，其能干，可见一斑。

树炎是个称职的生产队长，十八般武艺全会，干活卖力，对生产队的事看得比自己家的事还重要。农忙季节出早工，他家没有闹钟，靠公鸡打鸣估计时间，挨家挨户喊一遍。出工是最早的，收工后还要在地里巡视一遍，为明天生产安排做准备。他能抓敢管，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荣誉感很强，一次双抢收工回来，我跟在他后面，当看到自己队里的水稻长势得比别的生产队好，特地指给我看，那发自内心地自豪我至今未忘。

没听他说过大道理，可对知青是真关心。四个知青住进他家，对他家生活带来的不便和打扰就不说了，有个别女知青还挺会闹腾，遇到矛盾能哭闹到深夜，没听到一声责备。把队里最好的田地分给我们做菜地和自留地，手把手的指导我们整地种菜治虫。当时花生是稀缺资源，城镇居民只有春节时才能每人供应半斤。新建粮食富足，知青分到自留地后都不想种粮食，全部种花生。可没有花生种子，他跑了十多户社员家才帮我们解决了无米之炊。经常检查我们的菜地，提醒我们加强管理。树炎那时还不是党员，可奉献精神令我铭记在心。四个知青占了他一半的住房，他家又是生产队队部，为知青办食堂又贡献了半个厨房。刚下放时，我们就一把平板锄头，一把柴刀，一根扁担，不够的农具，全是他家贡献。

第二年知青有了自己的住房，我由于被选为生产队的记工员，所以每天晚饭后还是到树炎家，为大家记工分。上半年我在大队林牧场干活，对队里情况不了解，许多社员的名字也叫不出。他搬个小凳，坐在门边，用自制的毛竹烟筒，吸着净丝烟，对我不了解的情况，发表自己的观点，点评着个人的表现，一直陪到我离开。

知青上调后，我被分在一个交通不便的供销社门市部，离新建大队约十里路。供销社买不到蔬菜，好在有个院子，角角落落挖一挖，想自力更生，可没有蔬菜种子，首先想到的就是找树炎，跑上十里路，要些青菜萝卜四季豆之类的种子。他偶尔路过供销社时，一定过来坐坐，不过当时没有条件招待他吃饭，只能泡一杯茶，买一包烟而已。我有时会在晚上跑到新建去，一般先到他家里转转，与插友们谈得兴起晚上就搭铺了，天一亮他准来喊我吃早饭。后面工作地点变动，知青也都走了，就很少去新建。我调到县城工作后，来往又多了起来，由于通信联络不方便，我下乡比较多，他也常吃闭门羹。

树炎在老伴身体健康时，每年春节前都会来我家一趟，一只编织袋装满了粽子、猪肉、红薯、萝卜等，我则陪他上街采购年货，买好车票送上车。后年龄大了些，偶尔进城，到我家吃个饭，谈谈儿子，聊聊女儿，说他们都外出打工了，他一人在家帮助照看田地。一次中午到我家，显得有些焦急，原来儿子女儿在都上海市郊种金针菇卖，批发需要用到杆秤，可在上海买不到，寄信让他想办法置办。他一早就赶到开化，在城里找了一上午，连信息都打听不到。因杆称已经被电子称淘汰，县城早已无人经营了。招待他吃过饭后，我先从找人开始，经过一番打听，找到老手艺人的女婿，手艺人前不久已经不在了，家里还留着几支杆称，总算完成了任务，他也由愁转喜。树炎的晚年生活不是太好，老伴过早离开了他，子女家庭也有一些变故，原本强壮的身体也有点差。

2009年初我调离开化后，专程去新建看过他三次。第一次是我到新单位安顿好后，到新建告诉他新的单位和住所。他不在家，在一里路外的菜地里找到他，交谈中流露出不舍的样子。第二次是2014年知青下放四十周年时，我们四个知青约好一道拜访东家，当年住过的房子已经重建，从泥墙变成砖墙，只是外墙未粉刷，门窗也未油漆，都显得有些旧了，五人在家门口合了个影。第三次是2016年，我已经退休，听说他身体不好，有些牵挂，去了他家，外墙样子照旧，房间里也没有什么家具，他躺在床上，见到我很高兴，一定要叫儿媳妇抓一只土鸡让我带走，虽说盛情难却，但他更需要营养，还是婉拒了。

去年9月，接到树炎儿子的电话，说是父亲去世了，临终嘱咐他，一定要把消息通知到我。放下电话，就到长途车站买了票，第二天一早匆匆赶到开化殡仪馆，送他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