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子的空间

　　合肥的包河公园里有一排有名的古建筑群——包公祠。包公祠里有包拯的塑像，塑像高大而又威严彰显了包拯刚正不阿的形象。在包公祠的大门上有这样一副对联：理冤狱、关节不通，自是阎罗气象；赈灾黎、慈悲无量，依然菩萨心肠。包拯是宋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字希仁，天圣朝进士，做过开封知府授龙图阁直学士。他一生不畏权贵多次论劾权幸大臣，他执法如山公正廉明深受百姓拥戴，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中国清官的典范受到世人的敬仰。
　　
　　包拯是北宋名臣，历史上对北宋王朝的评价是富而不强。北宋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帝国之一，却攻必输战必败让人大跌眼镜。宋徽宗时代首都汴梁有100万人口，而作为当时欧洲的大都市伦敦只有10万人口，从北宋画师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汴梁城的繁华。富裕的北宋为什么会每战必输，甚至打赢也要割地赔款，难道是北宋没有治国的人才吗？当然不是，北宋是个名相贤臣辈出的王朝，这一点是任何朝代都无法相比的。如：吕蒙正、寇准、范仲淹、王安石、包拯……吕蒙正是宋真宗的老师，吕蒙正幼时家境贫寒，住的是寒窑吃的是寺庙里施舍的稀饭。在艰苦的环境下他发奋苦读，最终状元及第做了北宋朝的宰相。据说宋真宗年轻的时候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为了教育宋真宗吕蒙正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写了一首《寒窑赋》。吕蒙正语重心长地写道：余在洛阳。日投僧院，夜宿寒窑，布衣不能遮其体，淡粥不能充其饥。上人憎，下人厌，皆言余之贱也！余曰：非吾贱也，乃时也运也命也。余及第登科，官至极品，位列三公，有挞百僚之杖，有斩鄙吝之剑，出则壮士执鞭，入则佳人捧袂，思衣则有绫萝锦缎，思食则有山珍海味，上人宠，下人拥，人皆仰慕，皆言余之贵也！余曰：非吾贵也，乃时也运也命也。吕蒙正在这篇赋文里阐述了环境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正如赋的开头所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马有千里之程，无人不能自往；人有凌云之志，非运不能腾达。文章盖世，孔子尚困於陈邦；武略超群，太公垂钓於渭水。一个人的成功自身的努力固然重要但其机遇和环境更重要。所以他极力推行在选人用人上的公平、公正，以此激励读书人发奋图强。
　　
　　寇准是北宋的名相心直口快敢于犯上，他曾拉住宋太宗的衣袖让皇帝听自己把话说完。面对外敌入侵在别的大臣都怯战的情况下他却力主皇帝亲征，而且从不轻易舍弃取得的战果。有一次他力主宋真宗亲征抵御契丹的入侵，在即将取得战役胜利的时候，契丹派来使者求和，宋真宗也想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就派出使者和契丹谈判并答应每年给契丹银钱100万两。寇准知道后就对出使契丹谈判的使者说最多每年给30万两，多了就杀你的头，最终北宋以每年给契丹银钱30万两结束战争。寇准在敢于讲真话、进忠言的同时也表现出居功自傲的情绪，最终因得罪小人而客死他乡。
　　
　　北宋名臣范仲淹青少年时期，在日食两餐冷粥的困境中坚持刻苦攻读，甚至五年未尝解衣就枕，这番艰苦生活的磨炼，使他后来始终能以清廉律已，关心人民疾苦，不忘“忧天下”的初志。中年做官后，接连上书议论国事，讥切时弊。后得罪宰相吕夷简，贬饶州。康定元年(1040)，边事紧急，召为龙图阁直学士，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防御西夏。由于号令严明，训练有方，又能团结当地羌人，戍边数年，名重一时，羌人尊呼为“龙图老子”，西夏称为“小范老子”，赞其腹中有数万甲兵。庆历三年(1043)，吕夷简罢相，范仲淹参知政事。曾提出十条建议以革新朝政，重在整顿吏治，限制公卿大臣的子侄荫官，引起腐朽官僚势力的不满，攻击他引用朋党，迫使离朝，“庆历新政”即此结束。后于赴颖州途中病死。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曾激励多少有志之士的报国热情，《岳阳楼记》也成流传千古的名篇。
　　
　　北宋名相王安石为改变时弊，在他执政期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同时，改革科举制度，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对农民的剥削，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然而王安石的变法受到了北宋王朝保守派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大力阻挠，最终变法以失败而告终。
　　
　　由于北宋王朝推行科举制度尊重读书人的利益，所以北宋王朝还是一个文豪辈出的朝代。如：欧阳修、苏轼、苏辙、苏洵、王安石、曾巩、陆游、辛弃疾……可以说北宋王朝在中国文学史上书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北宋王朝还是历史上最早推行高薪养廉的帝国，范仲淹就是这一政策的积极倡导者。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施政纲领中就提出：“养贤之方，必先厚禄，禄厚然后可以责廉隅”，“使其衣食得足，……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废可诛。”所以北宋官员的俸禄很高名目也很多，除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以至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皆相当可观。然而北宋王朝的高薪并没有让官员变得廉洁，最终还是贪者自贪廉者自廉。其实，官吏的廉与贪，主要是由其不同的精神品质、人格追求决定的，而不是由俸禄的多寡“养”成的。廉者是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贪者则是利用职权，见利忘义，弃廉耻而苟得，鬼使神差，志在必贪。而贪官赃吏的欲壑则是无底黑洞，决不是任何厚禄所能填满的；且贪官赃吏既无人格，何来“自重”！对于本来就没有的品质，岂是厚禄所能“养”出来的？
　　
　　富裕的北宋王朝终因社会矛盾激化，贪官污吏横行而衰败没落，最终结果导致了靖康之便北宋灭亡。从包公祠出来心里感慨颇多，一个王朝、一个民族要是把希望寄托在少数几个名君能臣身上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在法律和各项制度的有效监督下，形成一个公正、透明、民主、自由的社会新秩序才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之道。然而要想改变原有的社会运行模式，全面推行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又谈何容易。山雨欲来风满楼，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