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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村虽藏在大山腹地，却是百年古镇，又是镇政府所在地，自然是本镇政治、教育、商业、交通中心。虽不能与相距几十里的县城相比，但毕竟是全镇“首府”，对祖祖辈辈居住在山庄窝铺的村民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老一代农民还信守着“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的信念，“住惯坡儿不嫌陡”，“愚公愚婆”们依然固守着那山、那庄、那屋、那牛、那土地，而他们的子女早经不住城镇生活的诱惑，振翅飞向城镇栖息。他们或租房经商，或打工赚钱，或租住接送孩子上学。钱大腰粗的山里人，出手几十万在县城买单元房定居，一步到位，华丽转身，成了城市里的村民。有个十万八万的庄户人家买不起城里房，退而求其次，先在镇上买套“二手房”住下来，实在买不起就先租间房，因为孩子要上学啊，随着人口流失，山村小学消失殆尽；年轻人要成家啊，如今那个姑娘还愿意上山？找对象，城镇没房——免谈。城镇繁华生活的熏陶，让他们难以适应和容忍山村的寂寞与寂静。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单从居住来说，这几年住在高山褶皱里的村民正一拨一拨往镇上迁，往城里移，或者说，正一门心思往低处走，往平处走，往热闹繁华处走。在我们村巷或大街上，说不了那一天，冷不丁就会“噼里啪啦”鞭炮轰鸣，冲天炮拖着哨音在空中“咚吧咚吧”炸响。一挂接一挂的鞭炮几乎能响半个时辰，婚丧嫁娶的鞭炮是响不了这么长时间的，不用问，又有一户山庄窝铺的村民乔迁新居，落户小镇。循声而去，果然见贺喜的亲友宾朋熙熙攘攘，新居装饰一新，披红挂彩，房檐下各挂一盏大红灯笼，这是乡俗，寓意“团团圆圆、红红火火”。贴了瓷砖的正房外墙檐下，横贴了四个斗方大字“乔迁之喜”。
　　
　　乔迁城镇的居民，他们的户口还在老家山村，一条看不见的根还扎在山上、庄上、塬上，那里有他们的土地、老宅、祖坟，或者还有留守的爹娘。某某村、某某庄，其实已名存实亡，就像《空城计》里仅有几个老军们留守空城一样。到了春种夏忙秋收的时候，他们或骑着摩托，或开着三轮，或驾着小车，像群燕归巢，忙活几天，便又飞回城镇。他们对土地、对老宅的感情逐渐淡漠了。种地全靠化肥和机械，把种子撒下去就不管了。庄稼地里草长混了，赶紧喷一遍除草剂，就算对得起庄稼了。至于学生娃这一代，对土地，对老宅几乎是陌生的，老家里的承包田在哪里，土地怎么侍弄，咋种咋管咋收，他们可能像城里娃一样困惑，一样没有兴趣。大山更肃穆了，山村更寂静了，老宅更空落了，大地更沉默了。只有树木、花草、庄稼在风中低吟，它们该青时青，该绿时绿，该黄时黄，该红时红，该挂果时挂果，该枯落时枯落。它们常常沉思默想，有一天会不会被遗弃？将来的主人是谁？回答它们的只有风的呼唤，雨的叹息。
 

　　简介：退休教师，作品散见于省内外报刊，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西省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