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夫妻形同路人，走着走着就各奔东西了。有些夫妻只能同甘不能共苦，荣华富贵时恩爱有加，穷愁潦倒时便分道扬镳。而我们夫妻二人不管是在顺境中畅游还是在逆境中挣扎，一直都恩恩爱爱、不离不弃。

当然，主要是妻子贤惠。说实话，我这一生，多亏有个好妻子，没有妻子对我的爱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的妻子是我的远房表妹，她的父亲我喊二舅。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却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她会成为我的妻子，我会成为她的丈夫。她没有念过书，我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到她家里去拿菜。说是菜，实际上就是萝卜英子沤成的酸菜或者酸辣子。那时候她非常可怜，不但头上长着癞痢，而且还患着“风火眼”。不但一双手把头上刨得“雪花飞舞”、鲜血直流，而且两眼睛眼屎模糊、泪水横飞。但就是这样，每次我到她家去的时候，她仍然热情地给我准备酸菜和酸辣子。她每天都要到生产队去劳动挣工分，回来后又推磨子准备第二天全家人的口粮。在我的印象中，似乎全家都没有人喜欢她，也没有人叹息她。

　　我五年级被迫停学以后，就很少到她家去了。一九七零年大年正月初二我离开家之后，就更难见到她了。一九七零年冬，大哥突然给我写信叫我回家订婚，说有一个姓贺的姑娘愿意跟我结为连理。但我回家以后，竟发现原来是一场骗局。当然不是大哥骗我，而是女方的家长骗了我。他们对大哥说愿意把女子嫁给我，但要订婚的时候，他们又不愿意了。那时候我才十七岁，正野心勃勃地要上大学，所以对没有订成婚根本就不在意。因为我的父母亲都不在了，回家后就住在表妹家。表妹比我小一岁，但却长得很壮实。那时候我一肚子的“小农”思想，一心想找一个能持家过日子的女孩给我持家，所以就悄悄地对表妹说：“过几年你嫁给我咋样？”表妹的脸红了，对我一笑说：“你是干部，我是农民，你能看得上我吗？”我说：“干部也得有家啊？”表妹说：“如果你看得上我，我就嫁给你。”我说：“你可想好，答应了就不能变心。”表妹说：“只要你不变心，我是绝对不会变心的。”我说：“我倒也不会变心，可就是穷得一无所有。”表妹说：“我不怕你穷，只要你对我好就行了！”

　　我就那么和表妹“私定”了终身，没几天，我就又走了。回到单位之后，我就给二舅写了一封信，表明了我要娶表妹的态度。二舅接到信后，倒也没说什么，但大舅死活不愿意。大舅以我是干部、表妹是农民为由，坚决要把表妹嫁给我大舅母的侄子。老弟兄二人为此事争了起来，最后只有让我表妹表态。我表妹的性格倔强，私下里对我说的话就像是板上钉的钉。虽然没有把对我说的话抖落出来，但却说：“除了袁平银，我谁也不嫁！”大舅见表妹要嫁给我，就说：“袁平银啥也没有，你嫁给他喝西北风啊？”表妹说：“我只图他人好，不图别的啥东西！”大舅见表妹铁了心，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我一走就是三年，三年都没有和表妹见面。三年以后、也就是一九七四年我上了大学，就更难和表妹见面了。但我们并没有断过联系，几乎每月都有一次书信往来。我表妹不识字，我写信都是给舅舅写，捎带问候一下表妹。表妹给我写信都是请人写，一般都是三言两语。我没上大学之前，她就是叫我好好工作。我上大学以后，她就叫我好好学习。什么情呀、爱呀、想你呀这些肉麻的话一概没有。

　　尤其使我忘不了的是她寄给我的八块四毛钱。那八块四毛钱都是她偷偷地打野苎麻、卖桃子积攒下来的，但她却没舍得用，全都夹在信封里寄给了我。那时上大学吃饭问题倒不用发愁，国家每月给一十五块五毛钱的生活费。但穿衣服和零花钱就得靠自己筹措了。因为我没有父母没有家，所以就没有人给我钱。表妹见我可怜，就把八块四毛钱寄给了我。我用八块四毛钱缝了一套廉价的新衣服，很是高兴了几天。

　　一九七七年八月我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我的老家把婚结了。没有房子，我们就住在别人的房檐下。没有家具，妻子的娘家就陪嫁了几把锄头。没有盆瓢锅碗等吃饭用的家伙，我岳母就把她的二十元私房钱给了我们。没有粮食，就在生产队买洋芋、萝卜吃。结婚以后没几天我就被分配到远离家乡的一所中学教书去了，我妻子就整整吃了半年不见油星的萝卜片儿。我见妻子实在太可怜了，就跟学校商量，叫我妻子在学校里当了炊事员。那时候工资低，我每月四十一块钱，妻子每月三十块钱。但她的三十块钱并不属于她，每月要给生产队交二十四块钱的劳动日钱。

尤其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我们的新婚之夜。那是怎样的新婚之夜啊，说出来恐怕没人会相信。那天晚上，当我们正要入睡的时候，突然电闪雷鸣、风雨大作，我们的“新房”一瞬间就不存在了：起初是糊在竹笆子墙上的报纸被风雨打了个七零八落，接着狂风又把竹笆子墙给刮飞了。自然，床铺、被子都被雨水淋了个精湿。

我拥着妻子黑灯瞎火地站在狂轰滥炸的风雨中，欲哭无泪，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最后，还是妻子先说了话。妻子呆了半晌，突然挂着泪水抚着我的肩头说：“莫伤心，等我们有了房子，日子就好过了！”我没做声，但心里却在说：“唉，房子，谈何容易！”

不过，后来我们的确有了自己的房子。为了尽快的把妻子安置下来，也能使自己有个家，于是我便于一九八零年申请调回老家工作。老家有一所初级中学，距离我曾经所在的生产队只有二十里地。我回到老家后，就和生产队商量，把生产队一间废弃的牛棚买了。生产队长要三百块钱，我好说歹说，生产队长才让了一百，叫我给二百块钱。不过二百块钱我也是打的欠条，直到三年后才还清。

唉，过去的辛酸事太多太多，我实在无法一一赘述。总之这几十年来，妻子跟着我把什么苦都吃了，把什么罪都受了。我常常想，她对我的爱真是太沉重了，沉重得几乎使我喘不过气来。如果换了别人，也许跟我离了一百次婚了。

　　我无法报答她，只希望她能健康长寿，和我白头偕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