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到上海，在一个手机大卖场，我看见两句很有韵味的诗句作为宣传横幅挂在大卖场的门口—————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思念要听音。那是个手机取代书信不久的时代，这广告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诗仅仅改动了四个字，却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在传达思念之情的时候，手机上得声音联系，远远胜过信纸上得文字联系。由于有这绝妙的、含有幽默气息的人文宣传，大卖场的生意很火爆。
　　
　　一晃的功夫，近十年过去了，我突然想起了这诗一样的广告词，联想到十年来我国手机的普及情况，感慨良多。
　　
　　时代的变化有时候很慢很慢，比如满清政府时期的一条辫子，经过多少仁人志士的努力才将它剪除，还有几千年如一日的，比如昼作夜息的习惯，比如一日三餐的常规；有时候有又很快很快，快得来不及写出文章来庆祝就悄悄地来到这个社会，走进我们的身边，就像手机，就像电脑，就像视频现象。特别快的是手机的前身——————呼机，也叫BB机，还等不及人们宣传它，时髦了一段时间，竟然就像流星一样悄悄退出了历史舞台。
　　
　　以中国之大，手机的出现，不可能没有人写文章来欢呼它的诞生。但大量的宣传文章，不但我没有看过，就是绝大多数的书虫也没有看过，可是手机早已经来到我们的生活中，屈指数来，该有几千个日夜了啊。
　　
　　年轻时读古人的诗句，我尤其喜欢古人思乡的诗，如黄庭坚的《思乡汝州作》中的“五更归梦二百里，一日思亲十二时”，崔涤的《望韩公堆》“孤客一身千里外，未知归日是何年”，王维的《杂诗三首》“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李白《春夜洛城闻笛》“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刘长卿的《代边将有怀》“瘦马恋秋草，征人思故乡”。用不着在举例了，这些诗歌读后给人以莫大的享受，特别是对于游子来说，这些诗歌更是一剂绝妙的良药。
　　
　　这些诗歌为什么能写得这么传神，言为心声应该是主要原因。我虽然不是通讯方面的专家，但我知道，在全人类，自从盘古分天地，一直到二十多年前，是没有手机的，一百四十年前，是没有电话的。在那漫长的岁月中，人类要表达思乡之情靠的是什么？只有书信，只有文字。正所谓水滴石穿，在数不胜数的思乡语言中，要提炼出这些诗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后来的游子们因为和这些诗人有同感，读者和作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就是这些诗歌得以广泛流传的原因。
　　
　　那么，是不是随着手机时代的到来，人们已经能够通过现代化的通讯工具表达感情，就再也不需要这些诗句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爱有多深，思念就有多深。现在，虽然有了也有了视频和音频，可视电话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实现。可是，即使可视电话普及到了穷乡僻壤，人们思乡或者思念友人的感情还是不可避免存在的。可视电话也远远不能将家乡的一草一木全景式地展现在游子面前，就算是能够展现，也只能是平面的。所以，思念是人类永恒的话题。
　　
　　还是将话题转到现在吧。思念的诗和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不会也不可能是排斥的关系，他们对于游子来说是互为补充的，就像自行车的两个轮子，甚至是人们的左右手。但这两者之间，作用又不是平均分配的，平且有很大的差距。对于那些不欣赏诗歌甚至不愿意读书信的人来说，手机在表达思念、沟通感情方面几乎占了百分之百，就算是对于文人来说，书信联系，即是纸上得来的信息终究是肤浅的，甚至是十分肤浅的。
　　
　　就以我本人为例，我在离开老家四百里的的地方工作，1997年以前，几乎每年向老家写二十封信，应该说，我的书信是够频繁的。可是，就算那样，也难以慰藉我思乡的心。一来寄信很慢，要四五天甚至一周才到，等信到了，信中说的情况可能早就变了。二来父母没多少文化，不能给我回信，我的家书除了我叔叔代笔回信，其实常常是“剃头挑子一头热”。而从1997年开始，因为有了电话，加上不久后的手机，我常常打电话代替家书。从那以后，我十几年来只写过两封信，因为实在没有写信的必要了。一个电话，两秒接通，三秒钟可以通话，方便得就像在家里，还有哪个家里人和家里人打电话啊？电话和手机不但快捷，其他优点也很多。比如，就算听电话的人一字不识，也绝对不会影响交流，并且这种交流是双向的。由于地处乡村，我父母面对电话总是显得很激动，以至于电话那头的声音总是比我多。
　　
　　黄庭坚身为大诗人、官人、书法家，身处古代，尚且要“一日思亲十二时”，也就是说每天思念亲人至少十二次——————那是怎样的无奈甚至是痛苦啊。而我的父母，身为现代中国的老百姓，能够隔三差五地和远方的亲人沟通感情，倾听声音，那又是多大的享受啊。在他们听来，电话那头的声音一定是世界上最美的天籁之音，听远方的声音无疑也成了他们人生中莫大的快乐。黄庭坚要是地下有知，也许会发出“宁做现代黎民，不做古代大儒”的慨叹吧。这就是时代的差别。
　　
　　是的，是这个通讯业特别发达的时代赋予了人们以新的感觉和情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思念要听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