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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连小镇也算不上，一条下坡路的两旁零散地点缀着几处房屋，屋子多是灰色、土黄色，一律脏兮兮的，像久未清洗的脸。最热闹的坡头那处，是个小杂货店，杂货店门口也是过往车辆的停靠点，不过，很少有客车，多是三轮，敞篷，或者带篷。
二十岁的我，从一辆带篷的三轮车中走下来，当时是八月底的一个午后，我提着一个帆布包，站在叶片蒙灰的泡桐树下，茫然地望着眼前这个陌生的地方。一条大黄狗伸着长长的舌头，喘着粗气，它紧紧地盯着我，带有一种深深的警惕，我吓得连连后退。“它不咬人，不要怕”，一个端着饭碗的女人，扔下一块骨头，边吆喝着狗，边对我说。
“请问矿务局机关在哪里？”我顺势对女人问道。
“呶，下了坡，就是。”女人朝着下坡方向努了努嘴。
局机关的大门正开在路的右侧，两根简单的石柱，两扇简易的铁门，进去，就是我即将工作的单位了。
一条笔直的水泥路，通向办公楼，与刚下车时所见的破败不同的是，一墙之隔的局机关内，显然是另一方天地。正对大门的办公楼，方正沉稳、庄严肃穆。因为，楼前有一大片水杉林，看不清它的全貌，只觉得我想象中的机关大楼就该如是。
当时正是午休时分，机关大楼空无一人，我独自在水杉林中转悠了许久，水杉高大而笔直，阳光从树颠透过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树下，是弯弯的小路，小路旁，有丛生的青草，亦有细碎的、红棕色的水杉落叶，印象里，那片地方，没有花圃，甚至连杂生在草间的野花也不曾有过，鸟儿倒是有，它们偶尔从空中飞过，留下几声单调的叫声。
不知旁人走在这林中是何感觉，当年的我，走在其中，除了寂寥，更多的是涌起一种苍茫感。我不知我走进这里，意味着什么，或许，我会在这片树林里来来去去，反反复复，直至走尽自己的一生；也或许，我会沿着这片水杉林中一直往前走，走到更远的地方，那里有更宽阔的路，有更高的房屋，有更多的人。
终于等到上班时间，走进大楼里，才发现这是一栋冷峻单调的苏式建筑，走廊在房屋中间，显得有些暗，绕过长长的通道，找到一楼处的报到处，那间办公室里，只有一个中年男人，他让我填了个表格，看到我的签名，笑着对我说：“一个女孩子的字也能写得这样好，不错。”
打开房门，简单的两张床，两个床头柜，两张书桌。屋里没有人，我将帆布包放到紧临着窗口的一张床上，推开剥落了油漆的木格窗，窗外是一个小山坡，坡上被人平整出一小块、一小块的菜畦，最多的是上海青、辣椒、茄子，还有豆角、丝瓜、黄瓜在这些菜畦里的竹片扎成的架子上里恣意生长。
再远点、再高点的地方，是零星的矮房子，灰黑色的瓦片，看上去，有些年月了。这就是我日后工作的地方？毕业时的满心豪情，被眼前的荒凉带到不为人知的地方去了，余下的只有深深的失落，我感到自己的内心与现实从未有如此紧张而复杂过。我只想逃，逃离这里，逃离这个我没有一个熟识的人的地方。
我想回家，家离这里并不远，就在十里外的小镇，这个念头一旦出现，内心的迫切感就愈来愈强烈，关上门，穿过招待所下的一片冬青树，穿过杉树林旁的小路，直奔大门处。我几乎是跑着离开的，我没有坐三轮车，只是不停地沿着起伏的山路奔跑，十里路，不远，就算二十里，五十里，我也要跑着回家去。
不知自己在路人的眼中算不算是落荒而逃，我只听到自己两只硕大的耳环在耳旁发出清脆的叮当声，只能感觉到我跑动时带起一阵风，将身上的裙子吹得起起落落。上坡，下坡；再上坡，再下坡……路边的树往身后退，远处的山也往身后在退，我甚至不曾回头看一眼它们，似乎一回头，就一下子会重新陷入焦灼不安与深深的失落中。
推开家门，父母一脸诧异：“不是去单位报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当年同我一起分配来的共有四人，都是我的校友。其实，除了几个校领导外，矿务局子弟中学的老师们几乎都是我的校友，最大的也不到三十岁，全是年轻人。
矿区的孩子们淳朴可爱，尽管他们身上的衣服不是很光鲜，但他们的眼睛却如此清澈，如一汪清泉，不曾蒙上这片土地上的一粒尘土与煤灰。
时隔二十余年，我已记不清当初我是如何给他们上课，教了他们些什么，但，我仍清晰地记得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名字：圆脑袋大眼睛长睫毛的朱缨红，会写作文的、扎着马尾的小姑娘阮兰芳，沉稳能干的班长吴小萍，调皮机灵的钱新善，人乖嘴甜的邱海燕……
住在招待所我房间隔壁的李老师，每到夜幕降临，都会去那片水杉林中练气功，月夜，站在招待所二楼的门前，总能看到他的身影，推掌，拍树干，口中还发出“嚯！哈！”的声音；躲在屋里写诗的王老师，有的是才华，为了追求漂亮的胡晖，他特意为她写了首爱情诗，两页信纸，当着大伙的面，高声诵读；视丈夫为生命的黎老师，写得一手漂亮的粉笔字，每日在我面前念叨自己的丈夫——那个长着一脸大胡子的大男人。
水杉林的叶子红了又绿，绿又了红，子弟中学的年轻老师们收获了友情，亦收获了爱情。女老师们陆续成亲，怀孕，生子。而我也在其后与男友结婚成家，记起那年秋天，我端着茶杯，挺着大肚子，站在教学楼的走廊上晒太阳，郑老师故意在我的前面走过来，又走过去，嘴里不停地说：“将军，又碰到你的肚子了！”
那时，矿务局效益还很好，之后，便日渐走下坡路，同事们纷纷离开单位，下海。去广州，去上海，去成都，去浙江。我也离开了那里，不过，与最初的逃离不同，当初是逃离内心的惶恐与孤独，此时，逃离的是对前途的迷茫与不安。我离开了矿务局，再也没有踏进那扇大门，但那扇大门内的记忆却始终无法逃走，那里有我的青春。
一直想写写这段时光，写写矿务局，写写那片水杉林，写写那里的人与事，有几回，我甚至还想了一个很好的开头，但一旦坐在电脑前，我就无法敲击键盘，我感到，我无论写什么，都写不出当初的那种感受，那是一种复杂的感觉，有迷惘，有欣喜，有愧疚，有感恩。
促使我动笔的是我曾经的同事大胡，二十多年没见了，当年那个像阿拉伯王子一般留着一撇漂亮的小胡须的他，被岁月变成了大腹便便的中年大叔。他和妻子盛情邀请我们夫妻二人和吕哥夫妇去一家酒楼吃饭，与旧日同事坐在一起，我的兴致也分外的高，那晚，我喝了许多的酒，聊起了许多的往事，我的脸一直红通通的，不是空调的温度设定得太高，亦不是我的酒喝得太多，而是内心里一直激情澎湃。在推杯换盏间，我们都回到了火热的青春，眼前的面孔也似乎回到了从前模样，男人们清瘦俊朗，女人们秀美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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