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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我来到了重庆，登上了歌乐山，走进了渣滓洞。渣滓洞其实是程尔昌于1920年开办的一个小煤窑，因出煤少出渣多，而得名渣滓洞。1939年国民党军统特务看中了渣滓洞三面环山，一面深沟，极为隐蔽的地理位置，便设计逼死矿主程尔昌，霸占了煤窑，建立了渣滓洞监狱。
进入渣滓洞监狱，迎面高高的山墙上写着蓝色大字，用以训示国民党特务，警示进入牢狱的政治犯。“长官看不到、想不到、听不到、做不到的，我们要替长官看到、想到、听到、做到。”由此而入，监狱分为内外两院。外院为特务的办公室、刑讯室等。刑讯室里，悬挂着蒋介石的肖像，肖像旁张贴着“信义和平”“忠孝仁爱”的条幅。在这“和平”“仁爱”的条幅两侧，摆放着皮鞭、铁链、镣铐、火钳、锤子、木板、刑讯架、老虎凳等一件件残酷蹂躏革命志士的刑具。看着这些刑具，自然联想起电影中先烈们饱受敌人折磨，坐老虎凳，夹竹板，钉竹签，灌辣椒水等残忍情景，不禁令人浑身战栗，毛骨悚然。
走进渣滓洞的内院，它的面积不大。在这个狭小的院落里，最多时却曾关押过三百多位英烈。一楼一底的十六间男牢里，关押着二百多位英烈。难以想象在宽不过丈的狭窄房间里，18位英烈挤在九张低矮的木板床上。这里就是活地狱，蚊虫叮咬，老鼠乱窜，臭虫遍地，环境极其恶劣。男牢对面有两间平房，那里关押着女囚。我们所熟悉的“江姐”江竹筠就关押在2号女牢中。在牢中我见到了她和她战友的遗物，包括佐证“红色越狱”历史的牢中“地洞”，以及“地洞”内埋藏的大、小铁钉，门栓，铁撬，门插销等越狱“工具”。
我进入每一间牢房，看着低矮潮湿的牢房，陈旧残破的木板床，触摸破烂不堪的行李，凝神注目牢房内每一块图版，仔细阅读每一页书信，每一首诗歌。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痛失丈夫的江竹筠为何不畏牺牲？出身富贵大家的白深富缘何毅然投身于革命？何敬平为何愿把牢底坐穿？才华横溢的青年人为社会投身革命？我在他们的书信中，他们的诗歌中，他们的歌词中，他们的伟大壮举中找到了答案。“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江竹筠用竹签蘸着棉花灰在草纸上给儿子写下了此番遗言。
“我爱花/我爱倔强的战斗的花/花是无所不在的/肥沃的地方有花/贫瘠的地方有花/在以太里/在无线电波交织的美丽的花/在一切的上面/有我们理想的崇高的花/我爱花/我愿为祖国/开一朵绚丽的血红的花。”白深富一首《花》的诗，抒发了对自然的热爱，表达了他崇高的理想和爱国情怀。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我们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我们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今天/我们坐牢了/坐牢又有什么稀罕/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何敬平烈士所作《把这牢底坐穿》歌词在腥风血雨的1949年11月27日渣滓洞上空唱响，震撼着歌乐山，震撼着全中国。
《我的“自白书”》，铿锵有力。“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陈然的诗道出了人活着的意义，道出了革命者的伟大抱负和远大胸怀。
我驻足在牢房外，看着每一个牢房中被关押的英烈名字。王屏1919年生，王树林1929年生，王钧1923年生，李仲弦1926年生，李仲炳1916年生，江竹筠1920年生……，近300位英烈，无论男女，他们都那么年轻。他们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照亮暗夜。他们像一朵朵怒放的花，惊艳芬芳。
为了他们的“主义”，为了他们的理想，面对敌人的屠刀、子弹，他们是那样的从容、镇定、英勇、义无反顾。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烈们，生前没有想过自己，却给后人留下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决不要骄养，粗茶淡饭足矣”的谆谆教诲，给党留下了“防止领导的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狱中八条”真诚建议。
这就是我们“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链……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的英烈，这就是“从来壮烈不贪生，许党为民万事轻”“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的中国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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