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妹在我的记忆中渐渐模糊，却又难以抹去。

阿妹在我的情感世界里是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

一九七一年秋天因连续的阴雨，从铜川开往延安的交通被阻断了。我和几个同学被困在铜川长途汽车站。篮球场大的候车厅里挤满了等待购票乘车的人。

整整一天没有听到任何放行的消息。长时间的等待心里没着没落的，非常痛苦。睏了的旅客趴在行李上呼呼大睡；累了的人背靠背相互支撑低头不语；等烦了的人则四处打探情况，哪怕是不靠谱的假消息心里也会有点安慰。

无奈的等待，等待的无奈，就是那时的一切。

夜幕降临，昏暗的灯光开启。默默的等待中，旁边的一位女生转过身子看了看我，问道：

“你是北京知青吗？”

 “是的。我在宜君插队。你呢？”

“我在黄陵双龙插队。”

“你们几个人呀？”

“你看，那两个我们是一块的。”

“我们也是三人。”

几句简单的对话打破了死寂的氛围。

虽然我们是萍水相逢，但并不陌生因为都是北京知青。

聊天中认识了这三个女生，一个叫美丽、一个叫阿妹、另一个叫曹红。阿妹和曹红插队在黄陵县双龙公社，是北京酒仙桥中学的学生。美丽在延安插队。她们是从北京返回时，路上结识的。据阿妹说她老家是上海的，父母在电子行业做军代表。后来跟随父母来到北京生活。

窗外的雨停了。月亮爬了出来。我们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聊着各自插队的故事。

在插队学生中当赤脚医生的并不多。阿妹说：“你讲点做赤脚医生的事，怎么样？”当时我真的不知道从哪里讲起，好像也没有什么可讲的。

阿妹见我没什么反应，便直接问了起来。

“你在村里的医疗站都给谁看病呀？”

“村里看病简单主要就两块，一块是村里的乡亲们，有个头疼脑热、腰疼腿疼的来看看；再有就是队里的猪、羊、牛那些牲畜。牲畜和人一样有拉肚子的、也有发烧的。”

“给牲畜看病怎么看？多脏呀！”

“牲畜一病，你不知道老乡有多着急。给牲畜看病和人差不多，也得用听诊器听听肺部，量量体温。测体温不像人测体温那样，胳肢窝夹住体温表那么方便。都是‘肛测’特别是拉稀的猪，那也得测啊。”

阿妹听我讲在村里医疗站给村民看病和扎针的故事时特别专注。当我们的目光碰到一起时她总是甜甜的一笑，那一笑很美，美得让我不好意思看她了。

阿妹中等身材，“V”型脸庞，有一双水灵灵的眼睛，眼睛像闪亮的黑玉。嘴角线条微微向上，牙齿洁白如玉。在高鼻梁的衬托下，显得是那么的清纯、那么的秀美。

每当她把目光投过来就像一股暖流，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来电”吧。

候车厅大钟的时针指向22点，阿妹站了起来，略微整理了下上衣，准备到门外去买点东西。

一米六几的身高体态轻盈凹凸有致，怎么看都好看。我目送着她走出候车大厅。

我们几个人继续天南地北的聊天。

时间不长，阿妹拿着一些水果回来了她微笑着朝我走来。来到我的面前落落大方的递给我一串紫红色的葡萄。

“给你。这葡萄酸甜的，吃吧。”

“谢谢。”

我接过葡萄，阿妹挨着我坐下来透过外衣我感觉到她胳膊的温度。她一边吃葡萄一边瞅着我，脸上洋溢着甜美的笑容。其他几个人看到阿妹和我那么亲近。也没有与大家分享的意思。他们好像看出了什么都悄悄的躲开了。

“你喜欢看什么小说吗？”阿妹问我。

“我看书比较杂，小说偶尔也看。最近我在看奥斯托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阿妹随口背了一段保尔柯察金的独白：

“人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至于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至于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

她的声音不大却富有激情，她那磁性的声音感染了我，我被她深深的吸引了……

铜川汽车站的这次偶遇，我和阿妹，这位美丽的姑娘有了近距离的交往，在枯燥的候车中她带给我美好和快乐。

售票窗口终于打开了。我们买到了第二天早上六点的车票。

第二天清晨，临上车时阿妹写下了她插队的地址，站在我面前腼腆的微微一笑，然后把纸条轻轻地递给我转身蹬上开往店头的长途汽车。

我们隔着车窗挥挥手，再见了！车子启动的瞬间我感觉好像失去了什么。看着渐行渐远的汽车，阿妹的身影消失在大山之中。

阿妹是个有心的人，在我们聊天中她已经把我的详细地址记住了。

回队不久，便接到她的来信，问我能不能帮她买一些核桃。

我答应了她，并做了精心准备。

我们队里虽有核桃但不算好。离我那儿四五十公里外的棋盘公社的核桃在当地算是上乘。事情也巧，房东的儿子在棋盘公社当老师，便拜托他帮忙弄了几十斤核桃。

一天傍晚，阿妹从近百里之外的双龙公社来到我们队。当她真的出现在我面前时，还是有些异样的感觉。

那天是曹红陪着她一起来的。阿妹干净利落人本来长得就漂亮，头上又带了一个发卡更显得时尚。队里的其他同学不知我们之间的故事。看看这位漂亮的姑娘，再看看我。想问又不便问。

阿妹的到来，让我也不知怎么招待才好。说是“女朋友”吗谈不上；说“不是”吗又有点意思。阿妹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干脆装糊涂吧。

……。

一个月后，阿妹来信了，邀请我和她一起回北京。那会儿是讲究家庭成分的年代。人家根红苗正，自己出身于旧知识分子家庭。知识分子在当时属于“臭老九”，是被改造的对象。就是看上人家也不敢“有心没胆”。

同时也担心就是她愿意，她的父母那关也过不去。想来想去还是找了个理由婉言拒绝了。

信发出后，久久没有阿妹的回信。我想阿妹一定非常生气，可能还怀疑我不懂爱情。

大家都是聪明人，从此我们不再联系了。

一九八五年因病住院，同病房的一位老先生告诉我，他的女婿也是北京知青。一天他的女婿来探视，老先生把我介绍给他。交谈中得知他也在黄陵双龙公社插队。于是我就问他“认识阿妹吗？”

他的回答让我意想不到。“我们是一个队的”。

“她分配到什么地方了？”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

反问我：“你也认识她？”

老先生的女婿根本就想不到，我和阿妹之间有那么一段故事。我也不想多说。

便脱口而出：“在北京上学时我们就认识。”

随后，他说了一句让我震惊乃至今日也不敢相信的话：

“她犯事，被判刑了。”

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被判刑了”的话，顿时让我无语。

“怎么会呢？”

至于因何事被判刑入狱，他并没说。我也不想听了。

在我和阿妹的接触中，她是一位明事理、思路清晰，不会胡来的好姑娘。

这个消息是真是假，对我来说可能是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

我坚信，这么严重的事情任何人都不会乱说的。

四十年过去了，她的摸样在我的脑海里渐渐地模糊了。

四十年过去了，我心中永远保留着对阿妹那一丝淡薄而美好的记忆。

我相信，老先生的女婿不会无中生有。

我相信，阿妹的“犯事”一定另有原因。

我对阿妹的记忆，还是那串葡萄，那袋核桃，那天候车时的轻声细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