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终是那木箱被破了，铺在已铺过地板的地面上，被重涂了红红的漆，亮闪闪的耀在青色地砖的面上，进门的嫂嫂也很是喜欢。

　　母亲出嫁时的大红木箱，在这次又迁新楼时，终没有再随到母亲身边。
　　
　　七十年代，在父亲远离家乡孤身一人时，母亲嫁给了父亲，同时母亲也滞留异乡几十载。年青的父亲，对新婚的母亲不知疼惜，在母亲怀孕月深时，醉酒深夜归来吩咐母亲去下碗面条，柔顺的母亲在操持了一天的家务后，晚上也不好安息，挺着大肚子到厨房做饭，因为那次没有打个鸡蛋还被父亲数落：看别人家的媳妇多疼自己的男人？你连个荷包蛋也不给打。母亲并不吵闹，于默默的眼泪中坚守在自己所爱的人的身边，无人诉，抚着那对红木箱，便是如同见到亲人般了，那是姥爷给母亲的陪嫁。
　　
　　七十年代中后期，父亲开始在外面使劲的干活儿，来贴补家用，母亲用积攒下的布票买些花布来，在灯影下一针一线的细缝，还能想起来，那个冬天，暖的阳光从陕小的窗户射进来，正照在红木箱上，母亲打开箱盖，捧着新做好我们的棉衣放进去，那一刹那，所有的温暖都注进了小小的棉衣内，现在似乎还能闻到那棉衣的新鲜味道。
　　
　　八十年代，家里生活条件稍好些，我和哥哥也开始读书上学了。家里只有一个小桌子被我占据，哥哥无怨的站着爬在红箱上写作业，那时感觉哥哥就象个大英雄一样，什么都会让着我；母亲在这时总是来叮嘱哥哥，不要把红箱的漆面划坏了，那是你姥爷给妈的陪嫁，每当这时，母亲的眼神就会黯一下，多年后回想起来，那个情绪应该是乡愁吧，为了这个家，母亲只能隔几年才回去与父母团聚一下。而这时正中年的父亲也不会象初婚时那样不讲道理了，每个月把赚到的钱全部交给母亲，母亲则小心翼翼的数好，再用手绢包了数层后，掖到红木箱的一角，那便是我们全家人的财产。
　　
　　到了九十年代，父亲的单位分了房子，举家搬了新楼，连同奶奶爷爷都接到新楼房，由于房屋小，我和哥哥只能在门厅里搭了上下铺睡觉，这两只红木箱母亲舍不得扔，虽然当初的大红已旧色了，刚好做了下铺的底座。这时母亲的颈椎却不是很好了，常头晕，父亲很坚决的不许母亲再动那红木箱里的毛线，于是那些毛线便和红木箱一起老掉了。
　　
　　再后来跨了世纪，又迁新居，把这个房子做为哥哥的婚房，重新的装修过后，却是冬天在厨房做饭还冻脚，于是母亲对父亲说“把那对木箱破了吧，挺好的板子，铺在厨房，别把媳妇冻坏了。”父亲看着母亲哑了哑嘴，没说出话来。终是那木箱被破了，铺在已铺过地板的地面上，被重涂了红红的漆，亮闪闪的耀在青色地砖的面上，进门的嫂嫂也很是喜欢。
　　
　　那天，我呆呆的望着这一片红色，闭上了眼，想着这方红从遥远的姥爷家被运来，曾珍藏着我们一家子的幸福的红木箱，而今母亲的嫁妆成为儿子的娶亲的一方喜庆，一方爱意。这暖暖的色，便如同母亲这一辈子以来容人善人的本性，便是我们这一家艰苦共携，幸福共乐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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