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已经快到九周年了，总想给他写点东西。搞了一辈子文字工作，作他人嫁衣枚不胜数件，却很少写我的父亲。不是我不想写，是因为父亲太普通。虽然他也参加过革命，当过微不足道的乡村小官，但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业绩，让我去大写特写。在外地工作时，每每探假回家，他都给我讲一些做人的道理，但那些道理我早在书本上就学过了；他也讲一些他个人的故事，那些故事也很平常。不过，细想起来，那毕竟是父亲的故事，是父亲的话，我仍旧把它写出来，算是对父亲的怀念。　
　　
　　故事之一：逃荒　
　　
　　那是三十年代，父亲大概六七岁的时候，随祖父一块逃荒在芜湖。祖父在芜湖电厂推炭挣钱，祖母则带着我父亲、我伯父、我两个姑姑讨饭。
　　大年初一，仍要讨饭。祖母说，大年初一饭好要。
　　初一那天，讨饭分两组进行。祖母和姑姑一起，伯父和父亲一起。我父亲讨饭时不会喊，常常喊错。那天，到一人家门口，伯父怕丑，叫父亲上前讨。父亲不管三七二十一，拍门大喊道：“给大爷点饭吃吧——”
　　伯父闻听此言，吓得赶忙上前捂住父亲的嘴说：“喊错了。”
　　“没喊错呀！”
　　“喊错了，是大爷，给点饭吃。”
　　父亲又喊：“大爷，要点饭吃喽！”
　　伯父又阻止说：“还是喊错了。笨蛋！快跑吧，不然，里面人出来听你这样喊，非揍你不行！”
　　因为贫困，两个姑姑一个饿死了，一个病故了，祖父也累倒了，无奈，只好返回老家。回老家坐不起车，只能走，于是一路讨饭一路回。
　　父亲说，一天夜晚，他们来一个村边的一户人家，叫门借宿。叫了半天没人，反正大门是开着的，索性住下再说。
　　睡到半夜，父亲被什么东西挠痒痒似的挠醒了，睁眼一看，是只小花猫。小花猫对父亲喵喵地叫着，像要跟他说什么。父亲仔细一瞅，只见面前放着一块白面馒头。他喜出望外，赶紧拿在手里。小花猫看他拿走馒头后，就走了，不一会又叼来一个。父亲仍把馒头拿了过来。
　　小花猫第四次叼来馒头时，父亲叫醒了祖母他们，大家都感到好奇，说猫要再叼馒头来，就跟着它，看它在哪儿叼来的。可惜，一直等到天亮，也没见小花猫再来。
　　天亮以后，仍不见这家有人，甚怪。一打听，才知道这家人家被国民党全杀光了。
　　
　　故事之二：买子弹　　
　　
　　大概是1943年的秋天，父亲和薛钱塘（地下交通员）在苏北一个很大的集镇窑湾给新四军买子弹，路经集镇广场，发现鬼子和维持会加了岗，薛钱塘不敢走，想绕开。父亲说：“不能绕，也不能走，我们干脆大大方方在书场听书，等散场后，趁人乱混出去。”原来离岗哨不远有个说书场，里面有不少维持会的人在听书。薛钱塘说：“我身上有子弹，被发现了怎么办？”父亲身上也藏有好几排长枪子弹，还有两条“盒子火”，虽说外面罩了一件蓝大褂，但不小心就会被发现。一旦发现，命就没了。可是，走是不可能的，周围都是岗哨。本来两个人走得好好的，突然折回头去，哨兵肯定怀疑，所以，父亲安慰薛说：“只管听书，别慌张，他们就不会注意，一走相反坏大事。”果然不错，父亲和那些伪军坐在一起，一直听到书散场才走。其间，父亲和那些伪军烟来烟去，打得很火热。过岗哨时，哨兵看父亲和那些伪军说说笑笑，以为是熟人，根本没有盘查。事后，薛钱塘抹了一把汗佩服地说：“以贵，你胆真大。”——以贵，是我父亲的大名。
　　
　　故事之三：带路
　　
　　那是北撤后的一个夜晚。父亲刚吃过饭，发现伯父满身是血，突然从山东回来了。伯父当时背一个包袱，包袱里装的全是银元，身上斜挂一把短枪。他对父亲说：“北撤的队伍遇到了敌人，我的一个队全牺牲了。在山东人生地不熟，找不到组织，只好回来。你看还能不能跟河东游击队联系上？部队等着我这些钱用。”
　　“没问题，鼻（逼）下杭州，嘴是路，想找还能找不到？哥，你伤要紧吗？”
　　“没问题，一点轻伤包包就好了。”
　　“那好，你叫俺妈帮你包好，先藏在床底下，歇一会，等过了二更天再走。”
　　伯父要见伯母，伯母住在她娘家。父亲便让祖母去找。不一会，伯母和他娘家人来了三四个，他们都劝伯父留下来，别为共产党卖命了。并说，只要伯父留下来，保管在国民党县政府里有官当。那时，他们并不知道伯父在共产党里官还不小。的确，孙家房份大，有的干国民党乡长，有的在县里当官，在地方很有实权。
　　父亲怕出事，就对伯母的娘家人说：“俺哥是打算不走了，明天到乡公所去。你们今晚回去，谁也别说出去，让俺哥休息一下，别搞得事还没做，漏子就捅出来了。”
　　他们几个人点头称是，走了，伯母留了下来。父亲和伯父又跟伯母讲了一番道理，伯母也没有强留伯父。
　　那天晚上，天阴，没月亮。父亲看时候不早，怕夜长梦多，就和伯父告别祖母和伯母。
　　刚出老家城岗的圩门，伯父不小心碰到一棵小树上，弄了一点响声，圩上哨兵，一拉枪栓，厉声地喊：“哪一个？”
　　父亲和伯父没敢回答，拼命地跑了起来。
　　圩上枪声阵阵，子弹不断地射向父亲和伯父，但因为天黑，敌人是没目标的放枪，所以伤不到父亲和伯父。
　　跑了大约十几里路，前面有条小河挡道，河水齐膝深，父亲和伯父脱下棉裤和鞋子，顶在头上，从冰冷刺骨的河里趟了过去。寒冬腊月，河水冻得父亲牙齿打颤，尖锐的薄冰也划破了父亲的身体。父亲对我说：“那种滋味真不是人过的。”
　　河对岸是山芋地，地没耕，山芋也没起完。父亲和伯父赶紧穿衣服，正准备上路，只见东面路上，刷刷刷过来一支国民党的队伍。父亲他们赶紧趴在山芋沟里，国民党军队的手电筒灯光，不时从父亲的头上扫来扫去，但没有发现。
　　国民党的军队过去后，父亲和伯父又赶了一阵子路。
　　天快到五更头时，突然下起一场大雾，昏天雾地，几步之内就看不到人。
　　父亲和伯父迷路了，怎么办呢？
　　两个人蹲在地上，抽了一袋烟，想辨别方向。
　　突然，父亲发现不远处有灯光。走近一看，是户人家，孤零零地坐落在山坡上。
　　父亲对伯父说：“哥，你在这儿等着，我上去，发现情况，你跑我顶着。”
　　伯父身上背的那包银元是部队的经费，不能让国民党抢去，所以，父亲时刻保护着伯父。父亲端着盒子枪，逼到这家门口，看左右无人家，就敲门：“有人吗？”
　　父亲听到屋里有悉窣的声音，却不见回话。又敲了敲门说：“快开门！”
　　屋里仍没有动静。
　　“一班走后面，二班跟我上！”父亲假装带了好多人，又敲门说，“快开门！不然，我就砸了！”
　　屋里有个女人咳嗽了一声，问：“谁呀？”
　　“少罗嗦，快开门！”
　　“吱呀”一声，一个女人披件棉袄，半掩着怀，打开了半扇门。
　　父亲伸手一把封住了她的领口，拎了出来：“别吱声，动就打死你！”
　　那女人吓得浑身直抖，一声也没敢吭。
　　“给我们带路！”
　　“到——哪儿？”
　　“送到去河东的路，你就可以回来。”
　　那女人把父亲和伯父一直送到大公路上，父亲才转过向来。
　　“对不起，让你受惊了，你回家吧。”父亲对女人表示了刚才举动粗鲁的歉意。
　　父亲和伯父来到河东，找到了县大队。宿北县委组织部长孔献之看到父亲后，非常高兴。他端着茶杯对父亲说：“你不如留下跟我干了。”
　　父亲说：“不行，俺哥来了，俺娘一人在家，我不放心。再说了，我是地下交通，那里也需要我。”
　　祖母一共两个儿子，伯父出来了，父亲只能在家。
　　在河东根据地，父亲整整睡了三天三夜。回家后一看，家里被国民党抄得干干净净，祖母还藏在姨奶家。
　　家没了，父亲只好带着祖母返回河东。
　　
　　故事之四：黄瓜事件
　　
　　这是五十年代的故事。
　　老家门口有块菜园，原是张家圩里的私人菜园，看园的是个老头，个头不高，驼背，腰鞠得像个对虾，绰号“老龟腰”。年轻人都喊他“龟腰爷”，真正的大名却很少有人知道。
　　父亲当小乡乡长时，这片菜园已归公。但看园人仍是“老龟腰”。因为他为人憨厚朴实，能吃苦耐劳，做事认真负责。
　　一天清晨，天还没亮，母亲和伯母就起来推磨了。家乡人主食是煎饼，煎饼得靠粮食磨成糊糊后才能放在鏊子上烙成。烙煎饼便是妇女的专利。妇女们白天既要干活，又要干家务，所以，推磨烙煎饼都是天亮之前就得干好的事。天没亮，磨得推结束，上工前，煎饼得烙完。然后随男人一起下地干农活。厚厚的一叠煎饼，吃不了几天，又得推，又得烙。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家乡妇女直到七十年代末，才走出磨道和鏊窝。
　　这天，母亲和伯母将一大盆糊糊推下来后，感到又渴又饿，煎饼还没烙，当然没得吃。母亲说：“俺嫂，到园上要两条黄瓜来吃吧。”伯母极力赞成。
　　到园里看园头没在，她们便想到了偷。伯母望风，母亲战战兢兢地摸到黄瓜地里，也不问大小，摘了就快速溜回。她们以为偷黄瓜的本领高强，殊不知是最蠢不过的。上园后，他们只注意园屋里人在不在，根本不知道“老龟腰”正藏在芦苇棵里注视着她们。“老龟腰”看是她们俩，所以没有声张。
　　母亲和伯母回到家后，把黄瓜洗了洗，正准备吃，看父亲起床出来，母亲心虚地说：“刚才和俺嫂在园里摘了两条黄瓜，你吃吧。”
　　“老龟腰知道吗？”父亲冷冷地问。
　　“不知道。”
　　父亲听说拿公家的东西，就不高兴，何况是偷的，所以非常恼火，大声嚷道：“你们怎么能偷大队的黄瓜你？！”
　　清晨，万籁俱静，一声喊叫，老远都可以听到，园屋离家只有五六十公尺远，“老龟腰”听得更清楚。母亲紧张地说：“你嚷什么，给园上人听到了多难为情。”的确是的，一个干部家庭，怎么能随便偷公家的黄瓜吃呢？
　　“快送回去！不然，我就叫两个民兵把你们俩人抓起来！”父亲仍然是大声喊叫。
　　“不就是两条破黄瓜嘛，大惊小怪的，值得吗？”伯母不高兴地嘟哝说。
　　正说着，“老龟腰”来了，母亲和伯母非常难为情。父亲跟“老龟腰”说了这件事，“老龟腰”笑笑说：“我都知道了，她们一上园，我就看到了。我本想说的，一想，不就是两条黄瓜嘛，几分钱的事，没什么了不起，何况，她们经常帮我车水，除草。”
　　“不行！一定要把黄瓜送回去，不仅送回去，还得在社员大会上检讨！”父亲很严厉地说。
　　母亲知道父亲的脾气，只得自认晦气，乖乖地送回黄瓜。
　　
　　故事之五：祖母去世
　　
　　祖母是一九六六年春天去世的。
　　虽然祖母的户口在解放初期就被伯父迁到城里，可是，她仍住在乡下。她过不惯城市生活，她热爱她的故乡，她恋土难移，离不开她的根。所以，她是在我家离开人世的。
　　祖母去世时，家乡最穷，几乎断炊，当然也没钱办理丧事。父亲通知在芜湖修养的伯父回家乡共同商议此事。伯父没有立即赶回，而是找到芜湖市委，请求解决祖母的丧事费用。原因是，祖母在战争年代，给共产党干过“交通”，当过妇救会长。是故乡有名的革命干部家属。可是，芜湖市委没同意，理由是，祖母不是国家干部，不能享受这方面待遇。
　　伯父无奈，只得去找当时的江苏省委常委邵玉和和在北京干内务部长的曾山，这两人都是伯父的上一任领导，他们都知道祖母这个“黄大姐”（祖母姓郝，因嫁到我们黄家，取名黄郝氏，所以，人称黄大姐，或黄大娘），在战争年代，给共产党做过不少好事，立过功，应该照顾，便建议有关部门给我们解决全部的丧事费用。也就是说，实报实销。
　　当时，伯父和当地的大队干部考虑到我家的困难，让父亲多报一些开支，省点钱给家里用。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党和国家给我们解决困难，这就是最大的面子，我怎么能再多占国家的便宜！
　　无论谁来劝，父亲就是不多报一分，丧事的费用，能少则少，能不用就不用。不少人都说父亲憨呆，父亲不在乎。他只在乎一点，那就是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和国家，对得起老母亲。他不能发死去母亲的财。如果在丧事上处处捞钱，他认为，老人在九泉之下也是不安心的。
　　是时，父亲也不过是个生产大队的贫协主席。别人曾讥笑说，你这样对共产党忠心耿耿，怎么没提拔，而是官越做越小？父亲说，我就是这个和尚这个罄，这个人这个命。
　　
　　故事之六：“一打三反”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一打三反”时，县革委会主任杨宝林大概发了疯，一心想在乡下找个大队“走资派”，于是，把县宣队（社会主义教育宣传队）、公社宣传队、军宣队二十多口人，一齐开到了新沂的弹丸之地————城岗公社岗南大队。岗南大队的村支部书记许昌富可倒了大霉。
　　县宣队一进村，许昌富就被列为斗争对象。身为大队贫协主席的父亲不服气，就跟这三个“队”对抗起来。
　　父亲认为，许昌富在工作期间，虽然有这样那样缺点，但主流还是好的。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年年被评为省、县、公社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何况，他还是一个烈士的后代。他父亲许凤祥北撤山东时牺牲了，他母亲多次受到国民党还乡团的毒打。
　　这么样一个根红苗壮的人，因为跟县里某些领导人有不同看法，一下子就被打成“走资派”，父亲不服气，所以，跟县宣队李百川斗，跟军宣队一个姓马的排长辩。父亲的群众基础好，在地方很有威望，所以，群众很支持他，一齐不买三个“队”的帐。
　　县宣队队长李百川，解放前曾跟父亲拜过把兄弟。
　　李队长进驻岗南后，原想打倒许昌富，把父亲等人扶上大队宝座。他暗地里曾多次找父亲做工作，从革命的角度上启发，从兄弟的情谊上说服，父亲就是不听。他就是要死保许昌富，而且一保到底，九牛也拖不出。
　　结果，只能首先被县宣队“清理”。那时候，“清理你”并不需要什么理由，只要县宣队看你不顺就清。“一打三反”时，许昌富和父亲成了批斗的“运动健将”。批许昌富时，父亲就陪批；斗父亲时，许昌富就陪斗。游街时，他们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戴一样高的高帽子，挂一样大的大牌子，一个敲破锣，一个喊口号：“打倒许昌富！”“打倒黄以贵！”
　　开始，他们还有点怕丑，后来习以为常。批斗过后，照样喝酒，照样说笑。许昌富被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后，父亲在家和一些有正义感的干部、群众，为许昌富奔走鸣冤，后来，许昌富终于平反昭雪。许昌富官复原职，继续当大队书记，父亲却做起了小买卖。他不想在官场混了，实际上，是官场不容他罢了。
　　
　　故事之七；听书
　　
　　“一打三反”时，父亲批斗下来，没事就去听书。
　　每到逢集，有空就跑书场。一听就是一下午。他是大队干部，虽说不是“脱产干部”，又是批斗人员，小队干部也不管他，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为别人受委屈。好在听书不犯法，县宣队也不太过问。听书是要付钱的，父亲没有钱，就主动帮说书人收钱。说书人知道他威望高，容易收到钱，所以非常乐意他收钱。按说，散场后，说书人要给收钱人一点报酬，或请喝酒，或送一点香烟，父亲一概不收，散场后，钱一交，拔腿就走，谁留也留不住。
　　后来，我探亲回家，那是八十年代初了，常带些书回来，因为我知道父亲爱听书，父亲就让我读给他听。破草屋里，豆油灯下，蒲垫铺前，我读得声情并茂，父亲听得津津有味。他一边吧哒着旱烟，一边品评书中情节。
　　我的邻居何培尚，当时还是个光棍汉，也天天跑来听。父亲让我递板凳，递烟，听完书后，他总要给培尚讲点做人的道理，培尚很听父亲的话。
　　再后来，家里有了电唱机，父亲什么钱都控制得很紧，惟独买唱片的钱舍得花。只要有新书唱片他都买，晁岱民的鼓书也罢，张银霞的琴书也罢，一买一大叠。
　　晚饭后，或阴雨天，父亲就把电唱机搬到门口放，让左邻右舍或过往行人听。当时，每天家里都是满满的乡亲。一九八八年底，我调到江苏后，把父母亲接到身边，父亲临到我家时，把几十张唱片，都留给了城岗的一个姓胡的朋友。他这位朋友是个体户，好听书，也好让别人跟他一齐听书。
　
　　故事之八：收鸡蛋
　　
　　1989年1月1日，妻子从安徽调来江苏后，就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专做鸡蛋生意，当起了“导弹部队司令”。她经营的方式是，批发兼零售。她卖的鸡蛋有两种：草鸡蛋和洋鸡蛋。洋鸡蛋是她的单位远大公司提供的，草鸡蛋则是小贩从乡下收购来的。
　　当时提供给妻草鸡蛋的，大多是离新沂几十里外嶂山、王庄一代的农民。他们用自行车驮着两个大柳条筐，一家一户上门收购，然后送到妻子手里，再由妻子零售或批发出去。九十年代初，妻子的鸡蛋生意比较红火，每天得有八九辆自行车提供货源。一辆自行车驮的鸡蛋，少则七八百个，多则千余。
　　淡季时，鸡蛋的货源充足，小贩都主动把鸡蛋送上门。因为天热，鸡蛋不能久放，所以，小贩和养鸡户都急于把鸡蛋脱手。冬天，尤其是中秋、春节前，鸡蛋香市，养鸡户惜售，以求高价，收了很少鸡蛋的小贩不进城就有人拦购。作为鸡蛋销售大户的妻来说，组织货源就是个大问题。她离不开，因为门市需要，只能靠父亲。
　　起初，父亲看货供不上，就自己骑个大金鹿单飞车，每天早上五点来钟，去五十多里外的老家城岗收购。那时父亲快七十岁的人了，驮两大筐鸡蛋，顶风，——新沂在北，城岗在南，冬天多是西北风，所以多数顶风。有时还顶雨，顶雪，那可不是易事，毕竟两筐鸡蛋加上本身筐重，少说也有一百七八十斤重。那冷，那累，可想而知。
　　后来，经我们一再反对，父亲才不下乡。实际上，父亲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反对不下乡，而是看光靠自己收购供不上货。再者，他怕继续上人家当。收鸡蛋时，他对人太相信，太放心，一次竟收了半车照蛋（炕孵过没出小鸡的死精鸡蛋）。找后帐吧，是熟人，不好意思。不找后帐吧，回家怕儿媳妇说。捉摸来，捉摸去，还是带回家，只能自认亏吃。
　　后来，他每天一大早，也和别人一样，去城外拦小贩子收购。小贩子都喜欢把鸡蛋开给父亲。每天早晨，只要是父亲在那儿拦鸡蛋，谁也拦不去。再后来，小贩干脆等父亲，父亲不要了，他们才开给别人。究其原因，原来父亲一是常招待小贩子喝酒，再者，背着我妻子，偷偷给小贩加钱。妻批小贩鸡蛋都是按市场价，妻走后，小贩子便在父亲跟前叫苦，说什么不够本，让父亲加点饭钱。经不过小贩三说两说，父亲就相信，就加钱，加过钱后，还叫小贩瞒着我爱人，小贩子当然愿意把鸡蛋卖给父亲了。
　　小贩子常在我爱人跟前说，他们最喜欢“黄大爷”。妻便戏驳说，你不是喜欢你黄大爷，你是喜欢你黄大爷钱。
　　
　　故事之九：父亲走了
　　
　　父亲是1996年农历十二月十八去世的。享年73岁。
　　这一年，报社让我分管报社广告工作，我原来主编的《新沂日报周末》这张报纸撤销了，让我去抓副刊，我不去。
　　撤销《新沂日报周末》这张报纸，并不是它办得不好，当时国家新闻出版署和省出版局每次评报时，对它都给以了充分的肯定。但是当时报社和宣传部门一些有极左思想的人，或有其他心思的人，以“党报不能办周末”为由，硬是把它撤掉了。党报能不能办周末？事实证明，我们当时走的路子是对的。就在我们1996年撤销周末后，省、市两级党报及其他县级党报，都纷纷办起了周末。遗憾的是，我们在全国县级党报中第一个办的周末，到1998年才恢复。主编当然还是我。
　　父亲听说我不搞报纸专管广告了，很不放心。专门问我，是不是犯错误了。我当然不能把报社内情告诉他，只是说工作需要。父亲得知我不是犯错误，而是工作需要后才放心。并再次教育我，在单位要好好工作，要相互尊重，团结同志，不要自高自大，自以为是。无论干什么要踏踏实实干，别怕吃亏。想不到这竟是他对我的最后一次教育。
　　父亲得心肌病有好长时间了。白天看上去很好，晚上睡不着觉。或痛，或憋，常靠着床边坐到天亮。就这样，他也不让母亲告诉我，生怕影响我工作。看病都是自己去，目的是让母亲去给我妻子做帮手，他知道我妻子的生意很忙，所以就让母亲去帮助，不让我妻子太累。开始，他还能骑三轮车去，后来就叫出租三轮。实在受不了了，才让母亲陪着。
　　父亲去世那天，我正在帮粮食局利达公司策划广告，目的是给报社赚钱。从上午忙到下午，傍晚五点钟左右，我赶到父亲的小屋里，看父亲静静地躺在床上，我以为他睡着了，怕他着凉，便叫他。
　　铁的事实告诉我，父亲永远也唤不醒了。父亲走时，跟前一个人也没有。我曾抱怨母亲，不该不在父亲跟前。母亲说，父亲非要她去帮我妻子忙生意，他说他能照顾好自己，谁知他竟这样悄没声地离开了我们。他走得很安静，像睡熟的一样。人说他这样离开，是前世积德所致。话是这样说，可是，我却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毕竟，临终前，我没看到他最后一眼，没听到父亲说最后的一句话。
　　最不想离开我们的老父亲，还是默默地离开了我们。我到哪儿还能找到我的老父亲？上哪儿？那冰冷的黑土地里？那黑黑的棺材里？我还能把父亲唤醒吗？我在外无论受多少苦，多少累，多少委屈，回到家中有老父亲支持，关爱，理解，我又能挺身而出。人生中最能给我解决困难的是老父亲，现在这棵大树失去了。
　　父亲在世的时候，我并没有珍惜他的存在，对于他的呵护，一切都认为是应该的。父亲曾对我说他已经对得起孩子们，一次我竟顶他说，跟那些当官的有钱的比起来还差远着呢。父亲听我说这话后，多少天闷闷不乐。也许他是认为自己不如那些人给后代留下一片厚荫。
　　可是，言过之后，我又后悔起来。这话怎么该出自我的口？我整天写文教育别人，自己怎么如此无知？做父母的能尽心尽力为子女，那是钱能买到的吗？人为何过于看中钱财和权势呢？为何不能多看看人间真情！
　　唉，我真希望时光倒退，倘若那样，我一定更加孝顺父亲。
　　
　　(2005.11.7)

【责任编辑：怡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