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我的童年，又一位和我朝夕相处的表姐，她是我姑母收养的义女。我姑父死后，姑母常带她在我家居住。我表姐大眼睛，高鼻梁，说话爽快，干活麻利，像个“假小子”，倍受父母喜爱。

　　青年人好展望未来，老年人爱回忆过去。我没有叱诧风云的经历，也没有激情燃烧的岁月，我的一生是平凡的。平凡的人生同样令我留恋不舍，回味无穷，尤其是童年的乐趣，至今仍历历在目。
　　
　　刻骨铭心的1941年，一场瘟疫降临人间，我家兄弟3人相继染上天花。那时家乡僻野，无药可治，只有求神拜佛，听天由命。不久，8岁的哥哥和2岁的弟弟先后夭折。算我“命大”，逃过了这一劫难。爷爷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果然我赶上了好机会。1944年，新四军在微山湖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我的家乡成立了抗日联合政府，组织农协会、妇救会、儿童团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那年我参加了村里的儿童团，肩扛红缨枪站岗放哨十分威风。后来，联合政府在村里办了一所小学，我便成了孙家读书的第一人。1949年全国解放，我迎来了人生的黄金时代，几经风雨，我终于成了全村有史以来第一位大学生。
　　我的童年是幸福的，有父母疼爱，有爷爷关怀照顾，还有3位美丽可爱的姐姐伴我成长，使我的童年生活丰富多彩。
　　我的近邻家贵大娘，她的女儿六景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她经常穿着花格布褂子、天蓝色裤子，一条粗大的发辫甩在脑后，显得非常精神。她是家贵大娘的独生女，对我非常友好，把我当成亲弟弟看待。她常带我去玩耍，给我讲离奇古怪的故事，教我唱小曲儿和儿歌。如若我和小朋友闹别扭，不论我对还是错，她总护着我。六景姐姐爱说爱笑，她的笑声像银铃般清脆悦耳，红扑扑的脸上总挂着笑容。
　　在我8岁那年，我家住进了一名军官，人称“刘副官”。他的模样早已忘却，只记得他的夫人和一个15、6岁的姑娘常住我家中。这个姑娘叫“莲歌”，柳叶眉，杏仁眼，一笑脸颊上出现两个小酒窝，楚楚动人。她留着短发，穿着打扮像个洋学生。平时没事她就教我识字，给我讲抗日故事。她唱起歌来声情并茂，优美动听，令人心情愉悦。有一年夏天，她带我走亲戚，一路上她有说有笑拉着我的手连跑带颠，不一会儿便来到她姨家。她姨把我们当成“贵客”，又是拿糖，又是切西瓜，还杀了一只鸡招待我们。
　　1946年新四军和抗日联合政府向黄河北转移，莲歌一家便离开我们，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莲歌姐，但她灿烂的笑容却长留在我的脑海。
　　我的童年，又一位和我朝夕相处的表姐，她是我姑母收养的义女。我姑父死后，姑母常带她在我家居住。我表姐大眼睛，高鼻梁，说话爽快，干活麻利，像个“假小子”，倍受父母喜爱。表姐心灵手巧，会剪纸、会绣花，还做得一手好布鞋：“千层底”，黑鞋帮，结识又美观，穿在脚上非常舒服。她从小爱养蚕，会纱线，做的饭菜香又甜。我和表姐形影不离，她教我干活，我教她识字，两人像一奶同胞的姐弟。在我16岁那年，表姐出嫁，我在外地读书，从此两人很少来往。1958年寒假，农村刮起一股“送碗”风，谣传今年上苍收小孩，姥姥给外甥送“碗”，才能“挽”留住孩子。我姑母体弱，她让我代她给外甥送碗。我认为这是“封建迷信”，断然拒绝姑母的请求。无奈，姑母步行10几里去表姐家送碗。大概姑母路受风寒，加上劳累过度，第二天她竟死在表姐家，这使我非常悲痛，成为我终身的遗憾。我在北京上大学时曾去过表姐家一次，她已有两个孩子，已是家务缠身，再也没有昔日的热情。1982年我父母病逝，我再次见到表姐。这时她已发福，满脸皱纹，说话唠唠叨叨，再也没有往日的风采。据她说，农村的红白喜事，妇女这一摊全由她张罗，而且俗理、忌讳忒多。什么“死人不能穿花啦，穿花将来家中出‘花子’（叫花子，即乞丐），还有眼泪不能掉在死人身上”等等，总之，她有点像农村的“巫婆”。自家中一别，再也听不到表姐的消息。
　　60余年弹指一挥间。星移斗转，天各一方，童年时的良友不知相见在何日。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