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只是一个目不识丁，索然无味的农村老头。他身材纤细，眼小，胆如老鼠，唯唯喏喏，唠唠叨叨，却又固执己见，一生似乎都没有干出过什么象样的事情，但父亲给予我们兄弟秭妹的爱，在我的生命里，却恒更成为一座永不可逾越的高山。
　　
　　四十多年前，我出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长我的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大哥出生的时候，正赶上“三年饥荒”，村里公共食堂吃的是红薯饭、木果饭，人人饥不裹腹，但我父亲那时公在共食堂干保管员，爷爷又在公共食堂煮饭，虽然成年人天天带着咕咕鸣叫的肚子放“卫星”，但我大哥却从未饿过肚子。只要我大哥饿得哇哇大叫的时候，爷爷总会从门缝里悄悄的给他塞出一个大红薯充饥。但后来的一件事情，却让父亲悔恨了一辈子，那是发生在父亲被征调参加修建东山大沟以后的事情。随着曰子越来越难过，村里的公共食堂开始断粮了，就连以前能够用来裹腹的红薯饭、木果饭也三天两头的吃不上了，我的母亲由于吃不上一顿保饭，加之劳累过度，全身出现了沸肿，大哥由于饥饿，整曰哭叫不止，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母亲把实情告诉了仍在工地上进行“大会战”的父亲，父亲当即叫母亲从包管在我家的稻谷中撮了一些，碾出米后熬了两碗稀粥给我大哥吃，后来这件事情被查了出来，父亲由此挨了几天的批斗，全家口粮被扣，每顿饭全家只能够打四两，基本上都是给我大哥吃了，而父辈们多数时曰大都是靠采摘野果树皮充饥。现在，每每谈起往事，70多岁的母亲总是感慨万千，说也不知道那曰子是怎么过来的，也真是想不到自己能够活到今天啊。
　　
　　父亲的父亲是从牟定县一个十分贫苦的山区农村到元谋当“上门”女婿的，一生共生育了两男三女。我父亲原本有一个大哥和三个姐姐，但我的大伯父是一个十分不安分守己的人，年轻的时候就常年在外打工，先是在昆明火柴厂工作，后又在昆明市邮电局工作，但由于家庭的原因，我的爷爷硬是把大伯父从厂里追了回来。再后来，大伯父在几亩薄田的引诱下，答应替人当丁入伍，不幸在返回家中的途中，被几个心怀叵测的堂兄弟所害，落得个无嗣而终，身手异处。本就困难窘迫的家庭，从此就走上了漫漫申冤路，而年仅14岁的父亲，也因此过早的承担起了养家户糊口的家庭重任。
　　
　　这场官司一直从旧社会打到了新社会，虽然最终几个杀人犯不是病死狱中，就是被镇法了，但它却几乎耗去了整整一代人的精力与时间。其间，父辈们也尝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头，父亲发誓不管是再穷再苦，也要让后辈上学读书，掌握知识。在以后的曰子里，我的大姐、二哥、二姐和我相继出生，但不管是生活多么艰辛，都供着我们兄弟姐妹上学读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进入大学深造要经过群众推荐保送，我父母求奶奶，告爹爹，终于使我大哥获得了群众推荐，眼看就要顺利进入高等学府深造，一家人满怀欢喜的等着，但毫无经验的父母却让这次机会悄悄的从大哥身边溜走了。原来，一名未经过群众推荐的年轻女性，在一些人的精心安排下，早已顶替了我大哥进了大学。二哥临近初中毕业，也是面临着要过这一关，父母再次求人，但都没有获准，原因是校长的儿子仍需推荐，就在我父母一展寞愁的时候，却迎来了柳暗花明，当年，国家实行高考，我二哥以优异的成绩直接进入高中，两年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被高校录取。而我和二姐年轻时不懂得父母的苦心，学习不用功，初中毕业时竟连高中都未能够进入，但父母硬是下了决心，让我们秭妹俩补习了一年，最后才顺利考上学校的。
　　
　　随着我和二姐双双考入学校，我家的生活越加窘困，有时候家里连买盐的钱都没有，但不管怎么说，每学期开学，父亲总是会想尽一切办法，筹集够我们的学费，让我们安心的学习。记得初到大城市读书时，父亲还特意给我加了钱，嘱我买套新衣服，说是怕人看不起农村娃，后来到了学校，我首先就花了16元钱买了一双象模象样的皮鞋，这也是我这一辈子中第一次穿上皮鞋。
　　
　　父亲的固执是我在参加了工作以后才发现的，有一次回家看望父母，席间一家人免不了谈古论今，当话题转到谈论领袖毛泽东时，我说看待历史要一分为二，毛泽东的一生是伟大的，但他是人不是神，晚年的毛泽东也会犯错误。不想话一出口，目不识丁的父亲却勃然大怒，大骂我不懂历史、忘恩负义，要不是毛泽东、共产党打下江山，我们全家都得饿死，还上得了学，读得起书么？闹得父子不欢而散。走上工作岗位后，父亲仍念念不忘抽空教训我们兄妹，时时要求我们要好好工作，不要胡思乱想，不该自己拿的东西不拿，不改自己要的东西不要，工作上偶有差错或思想上偶有些想法，必定遭到父亲的一顿臭骂。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理解了父亲，知道了父亲为什么对自己的信念是那样的执着，为什么对我们那么苛刻与严厉，原来都是都为着我们，希望我们学好本领，报效祖国，怕我们误入歧途，犯下错误啊！
　　
　　我为自己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感谢你，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