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父爱

吴树森

每年都有一个父亲节，很多人这个时候才想到父亲，但是父爱却在每一天。男人可以是一介平民，也可以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但在孩子眼里他只是一个父亲。

我的父亲是个苦命的孩子，从小失去父母，与哥哥相依为命，由哥嫂带大成人。父亲老家在四川省剑阁县乡下农村，他从八岁起就给地主放牛，跟着大人下田种地。1950年刚刚解放，父亲参加了当地的公安部队，一年后又回到农村，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1952年，他申请加入人民解放军，因身材瘦小，部队没有接收。1955年3月，父亲再次报名参军，如愿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员，踏上抗美援朝的征程，在三八线与美军对阵，经历了敌人的炮火和冷枪。1957年随军回国，部队驻防吉林市，从此，父亲成为一个东北人。1958夏季，黑龙江省出现百年难遇的洪水，父亲参加了松花江哈尔滨段的抗洪抢险任务，并在松花江边修筑江堤和防洪纪念塔。任务完成后，父亲随之从部队转业，来到了内蒙古乌尔旗汗林业局，成为开发大兴安岭一名林业工人。为保护森林资源，林区成立了森警部队，由于父亲有过当兵的经历，又是党员，在1964年4月应征成为一名森林警察，1971年9月复员后又成了一名工人。我的父亲是一个平凡的人，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工、农、兵父亲。

我们姐弟6人都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的童年都是在森警官兵和家属组成的营地渡过的。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个寒冷、贫穷、动乱的年代，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我们长大后，听母亲几次提起：59年真冷啊，简直要把人冻死！她有过回南方的想法，最终被父亲劝阻留在了东北。

我对家的最早印象是，家里有了一台缝纫机，父亲自己慢慢地组装试用，母亲抱着几个月大的二弟在一旁看护着我们，这台标准牌的缝纫机后来成为母亲的最爱，陪伴她几十年。夏季的一天，难得从林业局来了一辆卖布的货车，那斩新耀眼的灰色布料，和八个样板戏中的红军、八路军的服装颜色是一样的，非常惹人喜爱。由于布少人多，瞬间成了抢手货，男人们都来排队抢购，他们在混乱的人群中拥挤着喊叫着，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军容和形象。瘦小的父亲挤在队伍中间，汗流浃背，一会挤出，一会挤进，仍咬牙坚持着，我在一旁焦急地看着可怜的父亲，幼小的心灵深深感受到父亲的不易。

森警部队的叔叔们除了站岗、执勤、训练、巡护、打火和学习外，他们还种了很多地。秋天到了，庄稼成熟了，官兵们在一处缓坡上起收土豆，我们几个小伙伴在地中一边玩耍，一边帮着大人们捡土豆。那天天气非常严热，部队为官兵们准备了汽水，每人一瓶，父亲没舍得喝，把汽水给了我，他自己喝背壶的凉水。我第一次见到喝到这种冒汽的瓶装水，感觉它就是魔水，清凉味甜，喝上一口，爽口又解渴，真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喝的水呢。

1968年，正值文革动乱时期，森警大队也受到冲击，开始了检查揭发批斗，我不明白干部党员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被批来斗去，有的竟被打伤打死。更为严重的是，有的造反派武装人员，有组织地到森警部队偷抢枪支弹药，打伤战士和群众。为保护部队和群众安全，父亲与战友们昼出夜伏，抗击造反派武装分子。那些天，在冬季的黑夜里经常听到噼里啪啦的枪声，我们家里门窗封堵的严严实实，在灰暗的煤油灯下，母亲领着我们几个萎缩在炕里，不敢出声，害怕极了，又担心在外打仗的父亲的安危。

危险形势过后，仍有批斗武斗，人们提心吊胆，为躲避这种不安稳的日子，父亲决定带着我全家回四川老家。离开寒冷的呼伦贝尔，冲出大山，坐上火车，看到北京天安门城楼，来到温暖的南方，让我体会到一种幸福。身为军人，父亲一路上保护我们全家，也照看周围的人，在火车上，在家乡，人们对穿着军装的父亲和我们这些子女也给予很多帮助和照顾，我对作为军人的父亲无比崇敬，也深感军人的伟大，父亲的伟大。

在老家农村，父亲带我们去地里挖花生，以前我以为白白的花生是树上结的，这时才明白，原来花生和土豆一样都是地里长的。晚上，父亲和亲人们围坐在老房子前的院子里，烤着火，摆着龙门阵，这让我第一次对父亲的身世有了了解。能吃上烤地瓜、烤苞米和树上长的柿子，真是让我们北方孩子大饱口福，父亲教育我们不能忘了农村，要热爱劳动，要节约粮食，我们似懂非懂听着，深知生活的不易。

作为长子，父亲对我有些重看，他带我去爬山、钻竹林、看溪水，还带我去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这里的山要比我们大兴安岭的山更加雄伟，在雄关高山下，父亲给我讲三国大将邓艾在此屯兵和红军打白匪的故事。由于水土不服，加上蚊虫叮咬，我的身上长了疮，父亲就天天背着我去几里外的镇上诊所打针。一次，一只半大的黑狗站着小桥上，拦住了我们的去路，汪汪叫着，一副豺狼当道的样子，很是凶狠，父亲放下我，慢慢接近凶狗，突然飞起穿着皮鞋的脚，一脚将黑狗踢进十多米远的河里，黑狗惨叫着，顺水逃到很远，后来它再也没有出现了。有父亲在不仅有关爱，更有安全。

父亲喜爱枪，在他当森林警察时，家里存放过步枪、冲锋枪和一些子弹，父亲管的很严，从不让我玩弄枪支，我喜欢短的冲锋枪，父亲就给我讲解枪支的基本知识。我虽不曾当过兵，可能受父亲的影响，喜欢与“枪”与伍，出于对枪的喜爱，在我为少年时，曾经做过很多把木质冲锋枪、打火药的手枪以及手工纸质枪，直到现在，我还时常上网浏览各种枪支的图片。父亲的枪法很准，听他自己讲，300米远的动物，基本上是一枪撂倒，记得我家有一箩狍子皮，母亲说“那都是你爸打猎攒下来的”。

父亲还喜欢钓鱼，是乐趣，也是生活所迫，我家的鱼网从插一到插五的，鱼线从鱼杆到甩线，鱼钩从2厘米到2寸的，应有尽有。父亲白天带着我挖曲蛇（蚯蚓），晚上带着我下网，下甩线，清晨他自己起早去河边收网起鱼，每次都颇有收获，经常是装满一提包。有一次父亲打回了一条又粗又长的大鱼，它的直径超过了我家的洗衣盆，头尾都露在洗衣盆外面，吓的我妈我姐不敢去动它，几十年后提起这件事，我问父亲那条鱼有多大，他说：“我用肩膀头扛回来的，鱼尾拖着地”。民以食为天，在那个清苦的年代，缺少粮食、蔬菜和肉食，我们唯独不缺少鱼，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吃的问题。这一切都是父亲的功劳，打鱼是要付出辛苦的，起早贪黑，忍饥挨饿，还要忍受蚊虫叮咬，防范野兽，但为了全家的生活，父亲忍受了一切。1969年夏季的一天，母亲生病，家里又缺少吃的，我和父亲又去河边钓鱼，刚钓一会，有两只不知名大鸟飞来，父亲说：“不钓了，赶紧回家拿枪去”，于是我们马上回到家，父亲拿着枪，我扛着支架，在丛林中找到那两只大鸟后，父亲支好枪瞄准射击，一只鸟落地，一只鸟飞走，捡到后发现它有一只鸡那么大，我们全家靠它改善了一下伙食。后来我家搬到新的地方，鱼很少，从此，父亲不再打鱼了，但鱼网一直保存到现在。

过去林区做饭取暖主要是木材，在一个冬天，父亲从山上拉回了一爬犁烧材，晚饭后，父亲在外面截柈子，叫我帮忙扶着，远处传来狼的嚎叫，我说：“狼来了，咱们回去吧”，父亲说：“不怕，再干一会，今天的活不能留到明天”。不久，狼叫声越来越近了，感觉像是狼群，父亲回屋拿出步枪，咣咣放了几枪，狼群撤了。不一会，狼群又返回来，父亲又打几枪，直到狼的绿眼珠在百米外树林里晃动的，感觉危险就在眼前，父亲才领我收兵。

儿时的日子很单调，小伙伴们夏天玩土摔泥泡，冬天滑冰打雪仗。大人们的娱乐活动主要是下棋，这可能是部队的特点，业余时间父亲常和战友在家里对垒下军棋，我很喜欢部队的军棋，绿色的棋盘，后面正中有个红红的五角星，人见人爱。父亲下棋时，我就搬个小板凳站在上面观战，慢慢地认识了棋上的字，也知道了司令与军长的大小，和谁可以吃谁，虽然我不知道阵法，但我可以做他们的裁判了，我终于有了用武之处了，慢慢地，我和父亲成了棋友。

父亲对我疼爱有加，我是家中身体最不好的，总有病，父亲为我操了很多心。小时候，找医生上家为我治病，两次带我上库都尔林业局医院看病。长大后，我又得了肺结核，父亲四处求医问药，一次又次带我去地区医院拍片治疗。为让我增加营养，在生活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让我每天早晨上学前喝一个生鸡蛋，还为我买蜂蜜、糕点等。十年前，我得病入院，没人照顾，70多岁的父母听说我住院了，急忙带着线坐了500公里路程的火车，前来照顾我，直到我病愈出院才回去。

1970年春天，父亲所在的中队调防到大兴安岭加格达奇，担负森林扑火和守卫飞机场的任务。母亲和我们姐弟6人在家留守，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父亲决定带我一起去加格达奇，这样我又到了另一个军营。在这个军营只有我一个孩子，老兵和新兵都很喜欢我。按照父亲的指教，我很听话，很守规矩，从不处犯军规。我一个人自娱自乐，与花草为伴，抓蛐蛐、蝈蝈、蝴蝶，有时看他们出操锻练，有时看他们打靶训练，有时上机场跑道看飞机起落，有时和大院外孩子一起玩耍，有时也很想家，但因在父亲身边，几个月下来，在军营没有感到一点孤单。

1971年9月，老兵们的集体复员了，父亲选择的单位是经常路过看到的气象台，从此，父亲告别了当兵的历史。工作一段时间后，父亲回家探亲，返回单位时，父亲对我放心不下，又把我带到他的工作单位，主要是让我进入一个正式小学。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台长和教导员又都是军人，父亲这辈子和军人有着不解之缘，而我又和父亲在一起了，我们姐弟6人只有我和父亲相处的最长，这也可能是我和父亲感情最深原故吧。

1972年冬天，台里领导给我父亲分了房子，我们辞别了难舍难分的邻居，告别了生我养我的呼伦贝尔，举家迁到父亲给我们创建的加格达奇新家，从此，呼伦贝尔成了我梦回牵绕的地方。

父亲是个勤奋的人，我们家所有一切都是靠父亲付出所得。气象台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父亲从事的是后勤工作，他先后当过木工、仓库保管员、后勤管理员，他对每一个工作都能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上世纪70年代，父亲的月工资只有75元，我们全家人均不到10元，生活压力非常大，而且我们都已入学，每到开学时，父母就开始借钱，或申请免学费。那时我们的生活极其艰难，全家省吃简用，每当快月底时，我就翻看粮食箱，看到粮食见底我就心里发慌。那时候，只有到了除夕才能吃上鸡、鱼、猪肉等全席，只有到了春节才能穿上新衣服，而父母仍然穿旧衣服，缝缝补补洗洗过新年。记得有一年春节，为了省钱，父亲只给我们买了50个中鞭，我和弟弟都气哭了，在母亲的做主下，父亲又挤出钱给我们买了两包小鞭。

人穷志不穷，父母都是贫苦出身，不怕吃苦，我家同时养过鸡、鸭、鹅、猪，一天的辛苦和劳累可想而知，有时还要拉着手推车去6、7公里之外酒厂买饲料，上千斤的载重累的汗流浃背，但他的脸上还带着笑意。父亲是农民出身，爱地是他的本能，父亲是种地好手，他起早贪黑开荒、种地，我家的地远近都有，大大小小的地共有十三块，最小的地能起两麻袋土豆，最大的地能起30袋土豆，每年都有近60袋土豆入窖。父亲为人特别好，每到秋收时，都会有很多亲友来帮忙。我工作以后，很少有时间帮家里干活了，父亲从不怨我们，他就是一个默默承受的人，从不在我们面前说苦喊累，他的臂膀总是担得起全家的重担。每次回家当看到父亲在地里干活，心里充满了愧疚，我永远都忘不了父亲戴着草帽，扛着镐头上山的背影。在几十年简朴的日子里，父亲是世间最温暖的太阳。

林区大都住的是平房，烧材是不可缺少的，为了怕以后没有烧材，每到寒假，父亲就领着我们上山捡烧材，劈柈子，邻居中我家烧材存的最多。后来山上、河边没有烧材可捡，父亲只好拿着锯上山截大大小小的旧树墩子，多亏了父亲有先见之明，我家从来没有为缺少烧材犯过愁。

父亲最善长的是木工，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学会的，他做的东西结实、耐用，我们家所有的家俱、用具都是父亲自己做的，他还帮朋友家做了很多家俱。1986年，父亲退休了，他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借改革开放机遇，到处打工挣钱。他还捡砖备料，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用了两年时间，盖起了60多平方的砖瓦房，后来把房子卖了，我家也成了万元户，这在当时是很少有人做到的。

父亲是个很能吃苦的人，90年代初，父亲在老家剑门关镇置地建房，虽然有包工，但为了省钱，很多活他都自己干了，当两层的门市刚刚建好，上级又重新做出规划，原房址拆迁后移，必须建三层楼。这对父亲是个很大的打击，损失是巨大的，而我们身在大兴安岭，远离四川，又忙于工作，根本指望不上。经过两年的劳累苦干，在姐姐、姐夫一家大力的资助下，一栋三层小楼拔地而起，然而，就在小楼即将完工之时，父亲突患脑血栓倒下了，在家乡亲人及时救治下，总算脱离危险，但为父亲治病，只好以最便宜的价格把小楼卖掉，父亲的心血付之东流。

父亲是一个重视文化的人。父亲没有上过学，参军后在部队这个学校里他学会了认字、写字，基本达到了小学文化水平，读写不在话下，他的字有点斜长，独成一体。他看的最多的书是《毛泽东选集》和一本64开繁体版的《四角号码字典》，可惜这本《四角号码字典》后来被别人借走弄丢了，父亲很是心疼。父亲经常写信，每封信都饱含深情和思念，老家亲人来信时，他手捧信纸一遍一遍看，有时也读给母亲和我们听。

我和姐姐上中学时，学校上课时间少，劳动时间多，学习成绩上不去。为此，父亲想办法把姐姐调入了加格达奇第二中学，不久我们全年级也集体转入了这个中学。按学校规定，中学生要使用钢笔，父亲为我和姐姐每人买了价值7毛钱的钢笔，我上学时的各科学习成绩都不好，属于次等生，父亲为鼓励我学习，要我们写保障书，一是要好好学习，二是要保护好钢笔，不能弄丢了，为了得到这支7毛线的钢笔，我毫不犹豫地写下的保障书。初二毕业后，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父亲让比我学习好的姐姐不再继续升学，姐姐无奈地离开的学校，过早地走向社会，到铁路工程部门工作。父亲深知姐姐对家庭的付出，对工作在外的女儿十分牵挂，几十年来里，我从未听父亲说过姐姐一个不字，也许是对姐姐的愧疚，也许是对姐姐的疼爱，在姐姐出嫁那天，父亲忍不住落泪了。

初三毕业后，我有幸进入高中，父亲知道后，提笔留言：“你是吴家第一个高中生，一定要珍惜，要努力学习，，，，，”对我寄予厚望，从此，我才开始奋发读书。1980年高中毕业，我以一分之差落榜技工学校，半后之后，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入了地区行署人民防空办公室，当了一名报务员。为了更好地学习业务，需要一部录音机，父亲很理解我，也很支持我，不容纷说把家里辛苦养大的一头猪拉到屠宰场卖了，拿到钱后，父亲直接上商店，花了300元给我买了一部菲利普牌录音机。看到这部录音机，我很惊讶父亲的举动，单位同事都很羡慕，这可是我们家几个月的生活费啊，我深深理解父亲对我的良苦用心。

父亲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他很慈爱，几乎很少打骂我们，在我的记忆里，只记得他打过我一次。那是在我儿时的一个夏季，雨大水涨，我和一群小伙伴穿过森林，偷偷跑到很远的大河边游玩，不知过了多久，在森林里传来父亲高声呼喊我们的声音，小伙伴都很害怕，硬着头皮往回走，只见父亲手里拿着树条子，怒气冲冲而来，见到我后一过骂着一边抽打，并教训我再不许到河里玩水。从此以后，无论是在诺敏河边，在甘河桥下，在黑龙江畔，无论我多么喜欢江水河流，无论同学们怎么劝说，我都不敢下河学游泳。

父亲也有过错的时候。男人犯错大多与喝酒有关，父亲在家很少抽烟喝酒，但与战友、老乡、邻居喝酒时，几次大醉而回，记得他有一次喝多了，被酒友用车送回，路过家门口时，父亲和酒友竟不知道已到家，汽车一直开出很远才返回。父亲每次喝多都会惹母亲生气，说他没记性怎么又喝多了，我们也跟着母亲瞒怨他。父亲本来有严重的胃病，他喝多躺在炕上，口渴难忍，酒精烧得他胃很难受很痛苦，那时我们不知所措，在一旁呆呆地看着，不懂得酒喝多了需要喝水，现在想起来，追悔莫及。父亲明知自己有胃病，却又时常喝多，但喝酒无不包含着他与战友的兄弟情谊，喝洒也许是父亲一生唯一的快乐，不管喝高喝少，这其中缘由谁又能说的清呢！父亲上了年纪后，除了过生日，他极少沾酒了，我有次去省城哈尔滨出差，回来时特意给父母买了两盒酒心糖，父亲品尝后十分高兴，夸赞道：这糖好，吃不醉喝不醉。记得七、八十年代，加格达奇百货大楼的展窗里，摆放着各种酒，茅台酒批发价8元，零售价12元，却从未听说过父辈们为自己买过一瓶茅台酒，酒对他们来说，喝的是感情，品的是人生。十年前，我托同学给父亲买了一箱特供茅台酒，酒虽珍贵，但他没有独享，专门款待来家看望他的老战友和远方归来的亲朋。

父亲喜欢看新闻联播和战斗影视剧，在我们家他是公认的第一爱国者，他虽已退休，但仍保持着一个老党员老同志的赤胆忠诚。父亲对我的各个方面要求很严格，我也懂得应该怎么做人做事。我们父子间有过争论，也有过矛盾，主要是对一些事物的看法不同，这可能是代沟所至吧。有时谈起社会上存在的不正之风、个别干部中的腐败现象时，他总是避重就轻地反驳我，我就和他摆事实、讲道理。有时他争论不过我时，气的一摆手不和我说话了，有时候他这个老党员说服不了我这个新党员时，就用手指着我说：“你啥也不懂”。我虽自我感觉良好，但在他眼里我不算个好儿郎，我不明白也不理解他为什么对我有这样的看法，直到一次激烈争辩之后，我郑重其事地告诉他：“爸，任何人叛党，我也不会叛党的！听到此言，他再也不和我争论了，至此，父亲终于认可我了，我在他心目中的分值大增。

 父亲又是一个多病的人。父亲的胃病是老毛病了，后来生活条件好的，病情得到缓解。本来以为，我们都成家立业了，父母该保重身体享清福了，父亲得脑血栓之后，在家人的全力呵护救治下，病情得到缓解，但是却留下了后遗症，右腿不听使唤，走路一瘸一拐。祸不单行，没过几年父亲又得了糖尿病，这两种病除了药物治疗外，都需要锻炼身体，于是，父亲开始天天拄着拐棍走路锻炼了。不幸的事接踵而来，在老父73岁那年再遭劫难，感到脖子不适，去医院一检查，确诊是甲状腺肿瘤，可怕的癌症把我们全家吓坏了，急忙带他去省城的哈医大二院检查治疗，做了肿瘤切除手术。父亲总算保住了性命，出院时医生一再嘱咐，一定要定期检查，我们心里也明白，可恨的癌症极易复发，那几年全家人都提心吊胆，我们也不由自主对父亲多一些关爱。

父亲虽然多病缠身，但是总是乐观的，为了活动手脚，每天坚持写字，在我妈眼里，他比我们及学生还要用功，但是他写的字越来越不规整了。因为每天要到外面走步，他对天气极为关注，雷打不动地按时收看省地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他比我们这些当天气预报员的还要格外关注天气。

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时隔六年,父亲的甲状腺癌还是复发了，并出现意想不到的严重性。在省肿瘤医院检查后得知，一般甲状腺肿瘤是往喉咙外长，而他的肿瘤是往里长，为了避免挤压喉咙，不仅要把肿瘤切除，还要切除喉咙。此时父亲已是80岁高龄，做这样的手术有极大的风险，在漫长的手术过程中，我们姐弟3人担惊受怕，不吃不喝，静坐在手术室外走廊地上焦急等待着，慢长的手术把姐姐急的直哭，生怕出现意外，而我做为长子，假装坚强的样子。善有善报，经过8个小时的手术，父亲终于被推了出来，手术做的很成功，我们姐弟悲喜交集，感谢医生再次挽救了父亲的生命。父亲本来没有太多的语言，因喉咙切除，父亲再也不能说话了，只能依靠人工喉管呼吸，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要他能活着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以前，父亲的生日不知何日，也从没过回生日，他也不在乎这些，后来在他成为名符其实的老头之后，在家乡亲友的帮助下，父亲的生日总算确定下来。2012年金秋十月，在80岁生日的那天，我们全家为操劳一辈子的父亲举办了生日宴会，亲朋好友、单位同志都来为父亲祝寿，从外地赶回的大外甥看到姥爷如此惨状，顿时失声痛哭。生日宴会上，父亲显得格外高兴，虽然不能用言语表达，他就用手势比划着与众人交流，这一天是属于他自己的节日，这一天是父亲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满堂欢声，却掩饰不住我内心的沉重。

父亲是个有毅力的人，虽然年事已高，腿脚行走不便，仍每天坚持锻炼，从家到森警部队驻地，来回要走几公里，走累了就在路旁坐下来休息，附近的人都知道这段路上有个锻炼的老吴头。生命在于运动，父亲就这样坚强地活着，高血压、糖尿病也得到有效控制，锻炼延长了父亲的生命。父亲不能说话，母亲又不认字，两老人无法正常沟通，难以想象，这些年在我们不在家的时候，父母的生活是多么的不易，但父母从不向我们提过分的要求，默默承受一切，人越老越能体现出对儿女的爱心，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经常给父母打打电话，母亲问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们啥时候回来啊？当我们回家之后，父亲脸上总带着笑意，有时还用写字板写字和我们交流，虽然字写的不成形，错别字很多，但我还是明白他的意思。看到父亲一天天见老，本想和他多说说话，可他却一个字也说不出，这是他的不幸和遗憾，却是我的痛楚和痛心。

 2017年，父亲的甲状腺癌再次复发，医院肿瘤专家检查后，认为无法再手术了。我感到有一种不详之兆，带血的肿瘤一天天变大，慢慢地挤压呼吸通道，我怕影响他呼吸，坚持给他戴上人工喉管。岁月无情，父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卧床不起，甚至出现生命危险，几次住院抢救。为给父亲清血排啖，我们全家一天分两班倒，一班两、三个人昼夜护理。那几个月我们极其辛苦而又忧心忡忡，那些日子是护理也是最后的陪伴，但为了父亲能多活一天，我们全力以赴。父亲是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人，有一天，我把他用过的几支没有墨汁的笔扔进了垃圾筒，他看到后非常生气，我向他解释，他却向我挥起了拐杖，老人的心思不言而喻。2018年春天到了，温暖的阳光照进楼内，父亲时常望着窗外，他很想出去走走。一天，他穿好衣服，拿拐杖要出去溜达，我陪他慢慢上了公路，刚走了几十米就走不动了，他向我摆摆手，示意不走了，在路边坐下来休息。我搀扶他回到家里，他沉重地倒在床上，我和他都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行走了。

可能是疼痛难忍，可能是对生命的渴望，最可能的是对亲人的眷恋，父亲几次提出要去哈尔滨做手术，因为之前做过两次手术，他以为脖子上的肿瘤切除了，就可以多活几天，然而他却不知癌细胞已经扩散。但为了满足父亲的心愿，我们与曾给父亲做过手术的医生进行了沟通，全家人带着父亲再次来到哈尔滨。我用轮椅推着他，经过几个门诊检查，医生一致认为已经到了晚期，无法手术。我们把这一情况告诉他时，他坐在轮椅上，没有反应，他也许知道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最后的希望无情地破灭了，但父亲毫无悲情，神态自若，坦然面对。父亲给了我生命，救过我的命，我也曾带他做过两次手术，但这次天不助我，地不帮我，叩天天不应，拜地地不灵，医者无回天之术。

父亲与病魔抗争着，有几次他没有了呼吸，我们急忙将他扶起，使劲摇晃，拍打他的后背，最终又让他有了呼吸，恢复了神志。病痛折磨着可怜的父亲，但他有口难言，手已无握笔之力，不能写字，无法表达他的感受，看到我从外地回来，他用眼睛望着我，眼角流出泪水。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他极不配合我们，不肯吃饭喝水，也胡乱地吃药，一眼照看不到，他就把帮他喘气的人工喉管偷偷拔掉，后来他甚至把喉管拔掉攥在手里，不让我找到，……。

父亲一生为人诚意相待，德隆望尊，在他得病这些年，单位领导和同志们给予了极大的关爱，多次到医院或家里慰问，家父亲的老战友和我家老邻居以及我的朋友们经常登门探望，这一切，父亲引以为安，我们全家更是感激不尽，铭记在心。然而，天不如人愿，虽然全家竭尽全力，但该死的癌症还是夺去了父亲的生命，也许逝去对父亲来说是一种解脱，而对我来说却是永远的悲伤和无尽的思念。父亲走了，但他不会走远……。三年已过，那带血的肿瘤球却历历在目，父亲的音容笑貌仍在眼前。

父爱是一本厚重的书，承载着岁月的沧桑。父爱是一盏明灯，照亮我回家的路。父爱是我儿时的一块踏脚石，是我背后永远的港湾。作家冰心说过，“父爱是沉默的，如果你感觉到了，那就不是父爱了”。父爱有时让人体会不到，有时又叫人无法理解。父爱卑微渺小而人格伟大，父爱绵绵深长却血浓于水。父爱如山，如今山依旧，父亲却只能在梦里。父爱恩重如山，父爱深远不朽，我用再多的文字也阐述不尽我对父亲的感恩之心，怀念之情。

（作于202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