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坟塬】
　　
　　大同的方言土语，大很多东北人、内蒙人、甘肃人、山东人等听着比较亲切，但相毗邻的陕西（不含陕北）味儿似乎并不太浓。大同人说话极少用到陕西人常说的塬字，而坟塬一词，算是例外。这大约是拓拔北魏强迁陕西一万多民众至魏都平城后，历经一千五百多年淘涤，留下的为数不多的语习遗存吧。坟塬，一般是指家族墓地；坟塬圪堆，专指坟茔；而大坟塬，就近乎一片乱坟岗的意思了。
　　
　　我最初听到大坟塬这个名词，陌生的同时，也着实吃了一惊。小学升三年级的时候，母亲说，新学期就不用再到房后的庙里上学了，要去村西面比较远的大坟塬。大坟塬？从庙院移到坟地？那不是孤魂野鬼经常出没的地方？听怕了促狭青年刻意吓人给讲得一些鬼故事，一听和鬼联系紧密的坟塬一词，我自然有些紧张，仿佛看到了瞳瞳鬼影，闻到了阵阵腥臭。母亲安慰说，没事！那些坟塬圪堆早叫人给铲平了，哪来的鬼！
　　
　　于是，我就背着母亲用红的蓝的黑的花的各种布头拼接缝制的新书包，结伴跟同学一起去新学校。老远一看，大坟塬真的没任何坟塬。学校围墙虽是常见的土板墙，可校门墩是青砖砌就的，两旁白底红字油漆着很大的漂亮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黑体字。这肯定是那位风度翩翩的张生云老师的手笔，直到现在，全村墙壁上的所有大字，都由他执笔，成了他近乎一生的专利或标签。教室是一大排一大排醒目的青砖红瓦房。墙腰照例是通栏白底红字的宣传标语。地面平展展的，十分干净。靠近西北角老师办公室食堂宿舍前，还有个很大的高出地面的椭圆形花坛。遵老师要求，我还从故居院里采过母亲种的步步登高、海娜、地雷花等花种，在花坛里种过花。学校的整个西半部分，由土板墙隔开，是个独立的比足球场都大的操场，不少孩子在里面自由自在地开心地玩耍。——这大坟塬学校比过去阴森逼仄高低不平的庙院学校开阔亮堂气派多了。马上，我就把坟塬笼罩在记忆的种种惊秫和阴霾，彻底丢在脑后了。小呀么小二郎，背上书包上学堂。我甚至有些忘情地想唱歌。这才像个真正学校的样子啊！
　　
　　但大坟塬的确是大坟塬。大约四五年级的时候，学校挖自来水管道地沟，到处都挖出森森而零乱的死人白骨，以及一些血锈色糟腐的棺材板，我们所有同学仿佛看到了一具具不堪入目的丑陋尸体，既好奇又惧怕。读高中时的一个假期，我顶替在大坟塬看护学校的父亲，连续两天，半夜都能听到一个女人嘤嘤而凄楚地哭，时远时近，时隐时现，时高时低。回家跟母亲说，母亲定定地看看我，然后，再也不叫我去大坟塬照看学校了。
　　
　　很长时间我都怀疑，当年的村干部怎么就选了大坟塬这个乱坟岗当成学校的。据说，大同鼓楼下，埋着一个被明朝正德皇帝剥皮抽筋锁骨的造反头子王隆，怕他死后转生继续危害朝廷，就故意用铁索把尸骨悬在十字路口的鼓楼下，叫千人踩万人踏，以期他永世不得翻身。在大坟塬上建学校，莫非，也有利用这无数朝气蓬勃阳气旺盛的少年，来“镇邪怯阴”？
　　
　　我从小学三年级到八年级初中毕业，一直都是在大坟塬念得书。这时的大坟塬，实际上已经逐渐演化成了一个没落的地理名词。就像今天人们还知道周士庄是个很大的村镇一样。近三十年过去了，估计，现在在这里上学的周士庄镇21个村的全部小学生，怕是没有哪个知道，这个中心小学曾经是个想一想都可怖的，大坟塬。
　　
　　那时，在大坟塬念书的学生，刚开始还懵懵懂懂，不怎么学习。相反，老师们教书倒十分卖劲儿。教师大多是民办身份，教书兼种地，每月只能挣买锅水豆腐的微薄的几块工资，或者很少的工分，却十分殷勤地监管着我们的早晚自习，甚至还经常给学生“吃偏饭”——哪里不懂随时开讲。他们可能自身没有太高的知识或多深的文化，但都给学生真诚地捧出一片玉壶般的冰心，淳朴、憨厚、赤诚得仿佛孔子再生。哪像孩子们反映的现在有些教师，课堂知识都不愿讲透，单等让学生进他的高额收费补习班。我对文学的偏爱，应该就多得益于讲课抑扬顿挫情绪激昂的曾成老师，和连小腿上的汗毛都风趣地比喻成了“X”和“Y”的曾万贵老师。
　　
　　在大坟塬上学没多久，就赶上恢复高考制度，学校就陆续来了许多年轻的代课教师，犹如给学校输进了大量的新鲜血液。如第一批的尉民宏、张一成、杨修林、杨修清、靳南国、曾新，第二批的李春平、谢守功、刘建业等等，这些刚刚得到高考一丁点好处的“大学生预备队”，刚刚丢下农具，似乎只是在清水中洗了个澡，就满怀激情满面春风地给我们上课了。他们教学相长，利己利他，大哥哥似的以实际行动给学生示范着什么叫学习，不厌其烦，融会贯通，废寝忘食，不耻下问……一想到他们，所有与学习有关的词汇就争先恐后地向我脑海涌来。那是真正自觉、投入而有效的学习啊，这也是我最值得回忆的一段珍贵青春往事。
　　
　　五年级上数学课时，一贯学习比较好的我，有次竟然受了大坟塬鬼魅的影响，童心未泯地在十个手指上都套了长长尖尖的纸套，如妖精抓人般，戏耍前位的同学。当即，被目光犀利的女老师曾月兰发现了。她立即厉声怒目把我赶出教室，然后又是告家长，又是写检查，弄得我狼狈不堪，保证再不捣乱发坏影响他人才做罢。现在想来，这种滑稽而可笑的游戏，至今都散发着一种淡淡而纯真的关爱和温馨。
　　
　　有了大坟塬这段刻骨铭心的学习经历，我们许多当年只懂猴害的野孩子，逐渐懂得了学习，并通过高考，步入了崭新的人生之路。那些老师呢，现在也大多成了各单位各部门的中坚力量。
　　
　　大坟塬，埋葬的不仅仅是愚昧而无知，如同我们在那里种得树，更多的，是我们在其中汲取了丰厚的养份，摇曳的青春，和茁壮的成长！
　　
　　故居的空房现在又有了年轻的租住户，他们是采凉山脚下的村民。为了孩子读书，丈夫还在近二十里外的水峪村山沟种地，妻子则在这里边陪读孩子边做一点小买卖。全镇二十多个村子的孩子，都集中到大坟塬这所中心小学读书，可似乎还不及当年我们一个村的学生多。我似乎已经看见，那些灰土土的山村，正如深秋树叶般渐渐在凋零，估计，用不了多久，它们必定会自然荒废。
　　
　　如果现在的孩子长大了，哪里还有他们“可爱的小山村”？
　　恐怕，大坟塬这所学校，将来也要像曾经的大坟塬一样，轰然消失……
　　
　　2011-11-24
　　
　　【“蟠桃园”】
　　
　　我一直深深搁记着我们村的“蟠桃园”。
　　
　　故乡周士庄自古隶属大同县。大同县最有名的农副产品当属黄花菜、绿豆。黄花娇贵得犹如千金小姐，非川下那些肥沃的水浇地不能落籍。故乡多贫瘠的山坡沙土地，当然与种植黄花无多大缘分。倒是能种绿豆。年景好的话，不像叶圣陶故乡能《多收了三五斗》，却也能多打个一两升，但产量还是不高，家家户户就只种一点点，够自家喝稀粥、逢年过节生豆芽也就罢。这些东西，对于孩子们来说，其实都可有可无，无足轻重，还不如村南菜园子的萝卜、大葱、西红柿诱惑大；也不及大田里的蔓菁、毛豆、玉米好。那时，我们小孩都一致认为，故乡最好的东西，是在东、西两个神秘的，犹如天上孙悟空看管的“蟠桃园”般的，果园。
　　
　　两个果园都高墙围堵，绿茵遮掩，氤氤氲氲，的确颇具神秘感。东果园，我从未见过它果实累累的那一刻。虽然有一年初夏随母亲为果园拔草进去过一次，也只允许在有限的局部范围内活动，根本没见着一个人们传说中的大苹果，但更让我平添了若干金红挂枝的美妙想象；西果园倒是进得次数比较多，因为父亲有两三年年曾经在果树下给大队种瓜。西瓜，香瓜，菜瓜等。那些六亲不认的看园人不得不对我网开一面。
　　
　　西果园位于村子的最西南角，更靠近那个学大寨的先进典型萝卜庄村，占地足足有两公顷。我们的大坟塬学校离那里不太远。有时放学，我不先往东北方向回家，挎着书包径直就往大西南的西果园跑，大调角多绕路也没什么，那里有许多吸引我的好东西。
　　
　　西果园四面都用高高的土板墙围拢，墙角及沿墙内两三米的空地上，由一尺高的土埂界开，布满了杂草和刺人的荆棘。果园里最多的是李子树。当然还有其它新栽的苹果树、梨树、葡萄树等。桃三杏四梨五……新栽的果树到了一定栽植年限才结果的。但李子树似乎早就成年挂果了。那时候，周围连乡的村子，包括以盛产水果著名的水峪、聚乐堡等，都只有我们当地土生土长的瘦小而多蛆的土李子，但西果园的就不一样，个儿大、汁儿多，肉厚，跟聚乐堡现在最有名的大京杏相仿佛。树上结着成串晃眼的李子，但我不敢摘。没熟的李子，生涩难咽，口舌主动拒绝；李子快熟时，看园人就经常在树上打农药，似乎是越熟的时候打药越频繁，当然也不敢摘；就是李子熟了，心痒痒得厉害，鬼眊溜眼地偷着摘几个，也不敢多吃，也就一个，两个，因为母亲一再念叨，“桃宝杏伤人，李树下面埋死人”，李子是不能多吃的。其它的，我就慌忙塞进布书包，拿回家等给亲人们尝个鲜。——所以，我对李子，并没有太多的好感。
　　
　　但西果园还有一种特别的，强过李子百倍的果实，那就是大多北方孩子见都没怎么见过的，桑葚。一到秋天，青绿的桑葚就渐渐泛白，少红，犹如冬天小姑娘的脸蛋。成熟的桑葚呈紫红色，表面犹如敷了一层老成而矜持的霜，远看就像挂着一颗颗黑枣，酸酸甜甜的吃着特别爽。于是大快朵颐，弄得手上、嘴唇也满是紫红，大人骂，还不快擦擦，就像吃了死孩子！这种树，大约是早期来村的知青带来的吧。我在知青住的砖窑里，亲眼参观了他们养得满屋子胖嘟嘟蠕蠕爬动、沙沙吃叶的蚕。由于好奇，我还向一位知青专门讨要了一只蚕宝宝，用西果园的桑叶养在家里的罐头缸。到了秋天，蚕作茧自缚，竟然就变成了一团白白亮亮的像是麻雀蛋大小的丝球。简直神奇极了！我甚至奇怪，那小小细细的蚕丝，是如何拉成线，织成华贵的绫罗绸缎的。我还记得有位知青，那时竟然赠送给我一个彩塑的孙悟空面具。这在春节红火中，是扎高跷等必不可少的行头之一，也是孩童们特别热心戏耍的高档道具。
　　
　　好多的秋日夜晚，我还喜欢常常站在故居大杏树下的石头墙边，看星空，但都能看见很远的西果园方向，有红黄色信号弹一样的东西射起，又落下，射起，又落下。问老师，解释说是民兵演习抓特务。但故居那些年每年都住演习的民兵，从来没人知道抓特务这回事。叫母亲看并问她那是怎么回事，母亲仿佛早就心知肚明，说，那是西果园的狐子在炼仙丹。几百年上千年才练得成。炼成时，她会变成人形，问路人成不成。如果路人说成了，她就立马成了仙。如果路人说不成，那她当即现了原形，躲回去还得从头儿练。成仙也必须有足够的付出啊！
　　
　　当年，父亲还曾给我讲，看护西果园有一个叫彭明的老人，曾任周士庄解放后的第二任大队支书。一天夜里，彭明突然在机井旁看见一只大而刷白的兔，就动了杀牲的念头。他跑回住地取出猎枪，砰的一枪打去，大白兔应声跌落。彭明跑过去捡，哪有什么白兔，地上、四周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彭明惊呆了，也从此彻底瘫痪了，没几年便死去了。
　　
　　想起这些陈年旧事，我的心头还不时晃出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那个妖精来。
　　
　　但，我还是更想进东果园。东果园种得是苹果树，梨树。那时我们当地的果品，除了土杏、土李子和槟果，基本就见不着其它了。而东果园的苹果完全是颇上讲究的品种，犹如天庭的蟠桃会。据说，果园里不仅有尽人皆知、老硬而酸甜的苹果品种“国光”，还有香蕉苹果、苹果梨、“红星”等闻所未闻的稀奇水果。可是，这么多好东西，我们小孩，甚至很多大人，别说过嘴瘾，就是眼瘾都过不上。八月十五，村里会给每家每户分水果，也就十个，八个，基本还是国光一类的瘦小苹果。梨和李子一般是分不到的。但这已经就很好很好了。有，总比没有强。村民自然还会满含感激，满心欢喜。
　　
　　当然，也有特例，如果小果子被蛋子（冰雹）打下树了，青绿的苹果或梨也可能咧嘴笑着,毫无芥蒂地走进部分村民的家。对于这样的“落树蛋”，人们同样毫无怨言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相当于是老天爷馈赠给我们这些物质匮乏时代这些可怜小孩们的一份意外礼物啊！
　　
　　这时的东果园，俨然就是我们全村人的一个梦，一个可望不可即的，美梦。
　　
　　当年，我和同伴拔兔草，特意经常去东果园附近，每次站在果园外的高埂上，拔着脖子朝里面探望，探望。也倒不是想进去偷吃。偷着进去是不敢的，一方面据说是同西果园一样荆棘多，难进，里边还有好几条狼一样咬人的大狗；另一方面，有一年，一个二十多岁的魏姓年轻人闯进了果园偷苹果被抓，民兵押着他，脖子上挂着破铁盆，逼着他边走边敲边说“我是贼”，游街！于是，我们只好恋恋不舍地沿着东果园的围墙外围，边拔兔草，边期望嗅到水果能隐约飘来的一丝馨香。是的，就想闻一闻那可能的一缕水果的馨香。可是，它们似乎都被板墙和浓绿结成的沉沉云雾，彻底遮掩了，湮没了。
　　
　　四叔当年一直在村里当着主要干部。那时，我们姊妹大年夜给长辈拜年，最稀罕的，就是四叔能给我们每人一个，亮丽、可口的苹果。现在想来，四叔给的苹果，也不过就是最最普通现在几乎已经淘汰的国光。可就是这普普通通的国光苹果，足够让我记忆一辈子了。
　　
　　唉！东果园，还有西果园。
　　我记忆中永远的“蟠桃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