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一位诗友的诗，得一佳联，很为氤氲其中的诗情画意所感动。联曰：“虫声闹罢花三径，竹影又摇月一湾”。作者是一位80后的女孩儿，生于斯时长于斯时的年轻人，难得有这样一份诗情画意的雅兴，也难得有这样一份经营文字的耐心。联中，“虫声”对“竹影”，“闹”对“摇”，“花三径”对“月一湾”，对仗工稳而且有声有色，动静相生，情景交融。虫声唧哝，竹影婆娑，花前月下，正是女孩子抒幽情、忆往事的好去处。这让我想起了《西厢记》里“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的诗句。但细细推敲词句，“闹罢”和“又摇”似乎对仗不工，因为句式不同。因此，可否稍加修改，将联句改作“虫声唱醒花三径，竹影摇碎月一湾”？但反复斟酌，又觉得直白了一些，斧凿痕太明显，并且失去了原句的意境。毕竟，白发老翁与清纯少女的心境相去太远。
　　
　　由此我想到了汉字之美。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数千年来，中国诗人辈出，佳句连篇，所依赖者，正是汉字之美。请试言之。
　　
　　汉字的基本构造原则是象形。许慎著《说文解字》，有“六书”之说，首列“象形”。古人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许慎所叙述的文字创生的过程，就像一首诗，闪烁着我们先人深邃的智慧和丰富的感情之光。我们的先人在造字之初，不仅把对自然万物的认识涵养其中，而且把自己的情感也熔铸其内，使得汉字不仅有图像美，而且有意象美，给人提供了驰骋想象力的空间。所以，至今我们看到汉字“笑”，往往为之解颐，看到汉字“哭”，则每每为之蹙额。即使“指事”，也是加在形象之上，如“上、下”二字，是先画一条地平线，往上加一点是为“上”，往下加一点则为“下”；即使“会意”，也是由象形字组合而成，如“人言为信”，“止戈为武”，而“形声”则是由象形字“形”加上声符而成；“转注”和“假借”已超出造字法的范围，可以弃之不论。总而言之，汉字本身就带有一种意象之美，充溢着饱满的生命力，这是无可否认的。
　　
　　另外，汉字还具有音乐之美。汉字不光以形象表义，还以声音表义。古人早就发现了汉语声调细微差别在表义时的作用。《诗经》中的“雅”，指京城附近也就是“王畿”的诗，就是以声调为区分标准的。那时认为，“王畿”的声调是“雅言”、官话，就是现在说的标准音，普通话。《论语》上讲，孔夫子平时讲山东老家话，而到诵诗和赞礼的时候，是一定要讲“雅言”的，这表现了他对周王朝周天子的尊重和对祖先、神圣的虔诚。据史料记载，当时的贵族教育，是非常重视言语教育的，士大夫以上，都能说流利的“雅言”即官话。朝聘会盟之际，“雅言”是大家共同使用的语言，这主要是因为“雅言”代表了当时汉字的正确读音，有一种节奏感极强、声音洪亮的音乐之美。
　　
　　就像我们现在重视推广普通话，古人也是重视推广普通话的。南北朝时候，有“音革楚夏”之说，“夏”指雅言正音，“楚”指土语方言。《颜氏家训》专设“音辞”一章，议论南北读音之讹误，为此，颜之推还告诫子弟说：“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云为品物，未考书记者，不敢辄名。”可见校正读音的重要性。《南史•胡谐之传》上还说，皇上准备给胡家赐以贵族婚姻，可是担心胡家人方言太重（胡为江西南昌人），特意从宫中派人到胡家教授“雅言”。二年以后，皇上问胡谐之，你们家的方言改的怎么样了？胡回答说，皇上您派的人太少了，我家人多，我家的方言没有改正，您派来的宫人反倒都随我们说开方言了，惹得皇上大笑。从《世说新语》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言谈之中，非常看重言辞的图画美和音乐美：顾悦之和梁简文帝同岁，而顾悦之头发早白，建文帝问：“卿何以先白？”顾答：“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南史•周颙传》说周颙很会说话，卫将军王俭问他：“卿山中何所食？”答曰：“赤米白盐，绿葵紫蓼。”有人问他菜食何味最胜，他回答说：“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言辞之间，形象生动，色彩鲜明，诗情画意尽出，抑扬顿挫毕现，像诗，像画，像节奏明快的音乐，充分体现了汉字的形象之美和音乐之美。
　　
　　无怪乎中国是诗的国度，殊不知，汉字天生就是写诗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