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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小学语文课本上，有天安门城楼画像，上空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我经常唱的歌曲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耳濡目染，心中自然生出早日走进首都，早日站到天安门前的渴望，但对于远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的闭塞山村的孩子来说，仅是一个梦想而已。 我自然幸运了许多，因为父亲在北京上班，而且就在天安门附近——东华门房管所。但是，没有正当理由，赴京看望父亲，近乎天方夜谭。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我因为腿疾，在10岁那年，终于跟家里二大爷踏上了赴京的汽车。 平生第一次坐汽车，第一次看到火车；坐上火车，见到电线杆、建筑物向后飞快闪去，却觉着自己好像未动，与刚才坐汽车做着比较，感觉非常新鲜、好玩极了，——后来，看到一句广告词“身未动，心已远”，对创作者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北京站走地下通道，我根本找不到方向，又惊叹于它的金碧辉煌（在我的眼中），在老家最富裕的家庭中，也找不到这样亮丽的墙面，我瞬间感觉到了老家与北京地下天上的巨大差距。 在晕头转向中，我被二大爷带到了父亲的宿舍，大家正在午睡。在卫生间，见到了抽水马桶，父亲教给我怎么用；趁大人午睡，我溜出房间，来到大门口，见到了滚圆油亮的大西瓜，耳边顿时想起电影《小兵张嘎》中胖翻译官的话：“吃你几个烂西瓜，还敢要钱！”不禁哑然而笑。 晚上，父亲带我来到了魂牵梦绕的天安门广场，小学三年级的我搜肠刮肚地想着我学到的词儿，与眼前的景致一一对号；“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华灯初上”、“花团锦簇”……除了这几个有限的词儿，现在回想起来，细节全都模糊了。因为穷，根本照不起像，十年之后，我到北京学习，才在天安门前照了第一张像。 第二天去北京儿童医院看病，除了记忆中的瓶瓶罐罐、刀子剪子外，没有特别的记忆了；倒是载我爷俩儿的三轮车被门卫由大门口推到了后院车棚，叫父亲着了半天急，我记忆犹新。 父亲的工作是为东华门地区的居民修缮房屋。那时候，北京还不是高楼林立，居民所住大多是平房——四合院居多。有门楼、有门墩儿、也有石狮…….房顶长着青苔、松塔儿，院落里有柿子树、榆树、枣树等，——当我读到鲁迅“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我就在想，原来城里的树种竟不如乡下的多。我和院里的孩子捉蛐蛐、玩沙子（因修缮所用，从外面拉来的）、捏泥人，不亦乐乎。 在房东家，我第一次吃到了北京的饺子——父亲服务的房东特意请父亲和我。饭菜的味道记不清了，但北京人好客、热情让我始终难忘。 在老家的饭店我见过圆圆的烧饼，当我吃到北京的烧饼时，认为这是世上最好的食品；后来走过许多地方，再也没有吃出当年的味道。 面对商场琳琅满目的枪支、坦克、飞机等玩具，我心抓狂；当买下《地道战》《地雷战》《鸡毛信》等几本小儿书时，心满意足的感觉比后来的初恋更让我记忆深刻。 回程中一个细节叫人忍俊不禁。因为孩子可以享受半价票，我站在量身高的地方，却踮着脚尖儿向买票窗口张望，被大人一通训斥…… 总而言之，北京的一切一切，对于乡下的孩子都是新奇，都具有无限的魅力。 第二次走进天安门广场，我已经是北京京棉二厂的学徒工（代培）了，那年我正好20岁，时间是1982年10月。住地在长城饭店附近的朝阳区麦子店正街。在每天徒步穿越朝阳公园一个月后，单位为大家购买了月票；这样，利用休息日，可以随意行走在北京的各个街道，尽兴玩遍北京的各个景区。两年下来，我对北京城区了如指掌，进出大的机关（如人民日报社、人民文学杂志社、北京文学杂志社等）如鱼得水。并且利用熟人，到了一些当时还没有对外开放的地方：人民大会堂、中南海（菊香书屋）、毛主席纪念堂等；故宫、北海、中山、景山等更是数次游玩，颐和园泛舟、香山登顶、八达岭爬长城……唯一遗憾的是计划去周口店而未能成行。 饮食则有了无数个“第一次”：吃燕麦、品豆汁儿、吃北京烤鸭……我和一个哥们一人要了一升（大量杯）啤酒，都没有喝完，出了饭店，坐在长安街的马路牙子上睡了起来，呵呵！ 那时的饭店还是中低档的居多，人满为患，要先占座位，吃饭的时候身后有一溜人等座；还有舔盘子的（要饭），人刚一离开，饭菜瞬间就被端走了。 上王府井百货大楼是慕名而去，闲逛几次，没有购买一件东西；旁边的利生体育用品商店我倒是经常购物而归。 我多次去沙滩的美术馆，近距离地走进艺术大师，在艺术长廊流连忘返。 我常去的地方还是王府井的新华书店，那时候，店内看书还没有完全开放，因为经常去，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自己想看的书，在哪里可以很舒适地坐下来读书，有几次，买书的人误以为我是工作人员，让我给取书、开票。 上午一份早报、下午一份晚报，背着军挎（军人书包），大摇大摆走上公共汽车，即使没有带月票，售票员也不会验票……我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了。 两年多的时光倏忽而过，我回到了京郊密云，我的梦中情人、我的文学大梦、我的鸿鹄之志都留在了并不遥远的北京。 那是我人生中的一段黄金岁月。我怀念。 赞 (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