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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腕子上也戴着一块手表，电镀表壳已经失去了光泽，表蒙也不再那么清亮。同事有时和我开玩笑说，“老马，你这块表快别戴了，怪磕碜的。现在有几个人还戴手表，要戴就戴块名牌的吧。”我听完人家的话心里觉得酸酸的，很不是滋味。我的手表怎么了，虽说它的外表不再那么光鲜了，可它却是我的最爱呢。 我爱我这块手表，它是用我辛勤汗水换来的。一九七五年寒假我和几个同学组成了一个小组，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赚钱，贴补家用。那时候我虚岁十九岁，身高不足一米六，体重不到一百斤。身单力薄的我和几个同学相约来到李金火车站，跟赤峰造纸厂的头儿好说歹说才算在那里站住了脚，被接纳下了。我们干的是苦力活。就是将厂方收购来的秫秸铡成一米四长，然后放进简易打包机，两个人一面一个骑在长长的木杆子上，利用杠杆原理将秫秸压紧，再缠绕上几道草绳，八十斤重的秫秸包就打好了。凛冽的寒风中，我们的头上散发着热气，手却冻裂了一道道口子，血染在秫秸包上，泪洒在心里。晚上我们顾不得休息，草草吃过晚饭就跑到火车站待命，等待着装火车。月光下，八十斤重的秫秸包扛在我瘦弱的肩上，走在呈四十度角长长的跳板上，感觉跳板在上下颠簸，心在颤抖，腿肚子像要抽筋，我哆哆嗦嗦一步一蹭向上移动，不敢仰起头，眼睛紧盯着脚下的跳板，心惊胆颤，头顶上已经渗出了冷汗，是慌恐，是胆怯。就这样，日复一日，我们干满了一个寒假，也有了不菲的收入。 当我把钱交到母亲手里的时候，母亲流泪了。 母亲决定留下一半，另一半钱给我。她说：今年你就该毕业了，下乡前买块手表戴上吧。 那是计划经济的年代，买块手表戴戴，是我梦寐以求的。我的同学中家庭条件好的早就戴上了“上海”表，骑上了“凤凰”车，我也曾暗暗羡慕过人家。我们家困难，小时候在手腕上用圆珠笔画过手表，还偷偷的自我陶醉过呢。上学、放学从来靠的就是“11”号——我的两条腿走路。今天听到母亲这番话令我兴奋不已。不久，母亲晚上下班后从布兜里取出一个方方正正的小木盒递给我，看着上面的字迹是从上海寄来的，我的心“砰砰”直跳，猜想这一定是远在上海学习的哥哥求人为我买来的手表。我小心翼翼的起开木盒，里面还有一个纸盒，打开纸盒，里面塞满了棉絮，棉絮里还盛着一个精美的小纸盒。当我打开小纸盒，一块锃亮的手表呈现在我的眼前。我急忙到外面用香皂将手搓了又搓，洗了又洗，才重又回到屋里，取出手表。 这是一块“北京牌”手表。表蒙晶莹剔透，表盘正中镶嵌着天安门图案，电镀的表壳熠熠闪亮，我轻轻拿起它放在耳边倾听，“咔咔，咔咔”匀速的齿轮声清脆悦耳，犹如奏响的美妙音乐，我欣喜的将手表放在母亲耳边，母亲笑容满面的说：好表！好表！ 这块好表我没舍得戴上，因为做保管员的父亲还不曾带过手表，我决定送给父亲。父亲也没有戴，而是将它珍藏起来。直到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我下乡插队的那一天，母亲从衣柜里捧出那只木盒，取出这块“北京牌”手表。“孩子，今天开始你就戴上它吧，让它陪伴在你的身边。”当我接过手表戴在腕子上的时候，父亲看看母亲，又看看我，连声说：挺帅！挺帅！ 从那一天开始，我的“北京牌”手表就没再离开过我。记得有一天阴天，晚上该收工的时候队长拿不准点儿，就喊我：小马，看看几点了。我骄傲的看看腕子上的手表，大声说：五点二十九分一秒。队长说：差不离儿。 回城进了企业，我戴着它去工作，从没迟到早退过，当上过劳模，也当过企业里的头儿，把青春和汗水交给了那三十多个日月春秋。失业后，我戴着它去过新疆，虽说口里口外时差很大，但我坚信的永远是它。如今它的声音依然清脆，它的走时仍然分秒不差。它在我的身边，激励我奋进。提醒我这个花甲之人要珍惜宝贵的时间，利用好分分秒秒。我依着它，白天去工作，晚上练写作。夜深之时，当我离开电脑键盘的时候总会情不自禁的拿起手表，看它有节奏的跳动。放到耳边，聆听它优美清晰的乐音。 戴着它，我丝毫不觉得低下。它忠诚的为我服务、记录我四十多年的甘甜苦辣、见证我的人生轨迹。我深爱这块极为普通的“北京牌”手表，不慕当下表店里琳琅满目，款型别致，价格不菲的名贵手表，我倒觉得我手上的这块手表远比杨达才那二十三块名表、雷政富那劳力士手表要高贵的多。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