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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古镇淯溪石板街的河街口前，赶集的人们总爱把头扭向河街口的第一家门口。原来，那里坐着一个貌美的女子在给小孩喂奶，她的旁边有个英俊的男子在给炉子生火。有人故意上前问路，女子和男子笑着叽里咕噜地摇摇头，哦，他俩是外地搬来的。 生火的英俊男子打了壶水垛在炉子上，洗了把脸，向奶孩的女子说了些什么，便握着一个排刷提着一桶红油漆出门了。他来到食品公司门前，架好梯子，爬上去写，一个一个鲜红的大字神奇般的从雪白的墙壁里蹦出来，刀头燕尾，熠熠生辉。 回到单位，有个大队抱着一大箱子搪瓷缸子在等他。“卡子，这是奖给劳模的，帮忙写写。”卡子笑眯眯地答应了。刚写完奖品，又有人栳着花圈进来：“老卡，帮帮忙。”老卡二话没说，提笔便写，哪怕是个花圈，也从不马虎，字字力透纸背。 其实，他不叫卡子，也不叫老卡，他叫陈声洽。可古镇淯溪的人把洽读成卡，喊他卡子、老卡。他爱听，觉得亲切。而年龄比他小的不这么喊，都喊他“陈老师”。不错，他以前就是老师。他毕业于一九六零年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当年，是当阳河溶中学的教导主任，少先队总辅导员。可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在那个年代，被贬到古镇石板街上的镇印刷社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老陈是广东人，夫人小郑是侨眷，两口子带着四个孩子住在几平米的小屋里，唯一的家当是两口旧箱子，每月工资三十元，人生地不熟，生活非常拮据。他却凭着过硬的本事，凭着他的为人，他那不高的个子，硬是在石板街上扎下根，耸立于古镇。他写得一手好字，深受人们的喜爱。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只要找上门，他是不会推辞的，乐意帮忙。家书、招牌、条幅、花圈、状子......他都替人写。每年春节，为各单位义务写春联，有的单位一写就是一百多幅，一直写到除夕，满街噼噼啪啪地鸣放鞭炮，他才收笔回家。 后来，淯溪主管教育的书记刘承春接到陈声洽的申诉信，立即给他平反，调回淯溪镇中学。住在拐爪树那里时，陈声洽坐在院子里望着满树老红的拐爪，也曲着手指数记年月。他清楚地记得，一九六四年，自己大着胆子给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写了一封信，请董老给河溶中学题校名。董老于万忙之中不仅题了校名，还书了副对联，成为当年轰动湖北的一大新闻。他忽地想起一九五六年就读汕头市一中，学校确定保送自己上北大新闻系。但由于师范类大学招生数不能满足需要，动员大家报考师范。自己作为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应该服从国家需要，带头报考。如果当年不报华师，如今就是记者，也会写轰动的新闻。老陈拾起一个掉在地上的拐爪，放在嘴里。霜后的拐爪不再涩，甜甜的。老陈嚼着，似乎嚼出人生的滋味。 一九七六年，全国大办五七教育网，每个村都建中小学。陈声洽、蔡华和我等人被派往古镇联合大队中小学任教。学校在镇外的山上，原是生产队的养猪场，L字型，竖的是教室，横的是教室和厨房。黑板是土墙壁子刷黑的，不平，写粉笔一写一逛，课桌是木板钉的，窗户没按玻璃，飘雨飘雪，一出教室就是坡，就是堰塘，就是坟场，半边球场，挂个钢圈为铃。我问陈声洽：“你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样的学校教书吧？”他笑呵呵地说：“只要有学生就好！” 一天，联合大队的书记彭志民提着两斤肉和我来到陈声洽家说：“陈老师，生产队里农忙，杀猪分肉，我给你拿一点来了，别嫌少。”老陈说：“彭书记，你说到哪里去了？这么多年，你对我的关心还少吗？”老陈虽然在联合大队教书，但还在镇中住。镇委书记的爱人姚兰秀住在教工宿舍的北头，陈声洽住在南头。宿舍后面是苹果园，老陈门前是一畦花，有兰花玫瑰，他常常蹲在花旁刺鱼破猪脑壳，招待朋友。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来找陈声洽玩。这年，他又搬家了，搬到校内北面的池塘边，在邹国桓校长的隔壁。我进去，两口子还没起床。我推开房门，笑着说：“到底是挨到校长了，睡得安稳！”他和爱人起来了，吃了早餐，老陈对我说：“你在这里玩，我出去就来。”他提着笔墨出门了。我和他爱人小郑天南地北的聊起来，小郑很健谈，和我聊四大名著，滔滔不绝。聊了半天，老陈回来了。我问他去做什么，他说给别人写家书。陈声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肯帮忙，不图报。 由于陈声洽在学校领导岗位和教学上成绩突出，一九八一年当选县镇两级人民代表，还光荣地出席全省“五讲四美”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地市合并后是首届政协委员。 转眼到了一九八四年，宜昌地委书记赵复武给陈声洽安排了三个单位：地位党校、宜都教师进修学院和宜昌师专。老陈考虑再三，然后带着爱人和四个孩子进了宜昌师专，教起了心理学。从此老陈全身心的投入高等教育，可谓桃李满天下。退休后，这个教育学教授又被返聘回校，一直干到七十六岁。真正退下来后也不忘教育，常常在报刊上为学生家长排忧解惑。是《三峡日报》《三峡晚报》特聘的教育顾问。 今天，挚友陈声洽给我发来当年他写的文章《我爱我的第二故乡》让我欣赏。这篇文章和副总理胡春华当年写的《我愿做一只翱翔的鹰》同收录在《我爱宜昌》这本书中。老陈还给我发来几张照片，是三峡大学内他宿舍旁边的自种菜地，面积虽小，却春色满园，这不正是他晚年的写照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