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以来我对那些乐观的说教、乐观心理学之类相当不以为然，总觉得多少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而任何深刻的哲学不管可以开出怎样乐观的药方，骨子里还是深谙其悲剧意味的。但有时想来，所谓乐观悲观的真理性标准又何在呢？不要告诉我是实践，实践是人类历史的逻辑起点，它则在这个起点之前，实践永远是经验的，而它则是先验的。说到底，生命持存就是最高法则，生物界就是按这个法则生存延续下来的。也就是说，活着是最基本的事实，乐观的最终依据就在这里，它确实有利于活下去这个事实。这包括两层意思：对整体来说，即生命持存就是最高法则；对个体来说，不会都去自杀（不是想去自杀），因而活着也还是个最基本的事实。乐观比悲观更具本体性的意义就在这里。问题只是，乐观还是悲观很大程度上植根于性情之中，不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就像你不能选择好一点还是差一点的体质一样。不要告诉我去看什么心理指导，其本身的肤浅不说，我也不相信这种植根于性情中的东西是可以轻易改变的，因为它本不是一个认识问题，不能在认识论里解决。如果你觉得经过这样一番心理训练就改变过来了，那么说明它本身在你的性情里就没有多少根基，还不构成你的气质，那么恭喜你，根本上还是禀有了这个生命持存的最高法则的。
　　
　　当然，换个视角来看，违拗了生命持存这一最高法则的本体性，本身也就蕴涵了悲观的正面意义，即它构成了耸立于自然的人性张力。就像遗忘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机制，抗拒遗忘则是一种超越本能的人性力量，尽管它对生命本身可能是破坏性的。我们有时慨叹时间的力量，有时不得不求助于时间，说到底不过是屈从于这种本能罢了。就像失恋后的一两周甚至一两个月可以痛不欲生，五年十年后再不能把这种感觉复活起来，当然回忆是可以的，一次次地忘记只是一次次地想起，也是可以的，这时可以流几滴伤感的泪、背几句感叹人事无常的诗，却不可能遍尝彼时的痛不欲生了。相反地，你要是不断地把它复活起来浸淫其中，我倒只能佩服你具有圣人风范了。时间也奈何你不得，还不是圣人风范吗？你可能觉得这不是精神疯癫吗？正就是，庄子也是。你以为庄子齐物我、一死生就真的比其他人都洒脱吗？轴心期生命意识觉醒的精神震颤对庄子的影响不会比其它人更小，其他人反应过来，定定神，觉得活下去要紧，去想道德伦理了，社会法治了，或者建立起功利主义那一套来，即便逃避现实的也先把这个棘手的问题回避一下，弄弄名辩逻辑之类，惟庄子还没那么快缓过神来，做做蝴蝶梦也罢，餐风饮露也罢，总之仍沉浸其中，最后可能想到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问题的根源，于是不免偏激起来，把对象化批判得一无是处，总结出他那套非对象化的齐物论来。以至许多人误解，以为庄子天生是个无情至人。我记得一位老师跟我说起《庄子》中的“至人”“火弗能热，水弗能溺”时，竟带点天真地说，可惜庄子没有像他说的“至人”那样活下来，否则庄子的学说现在一定发扬光大了。那一刻我突然感到一阵悲凉，庄子的学说原是有这样一层背景在的，庄子实在受到的刺激太大，而不是太小。而这也是庄子的至人人格所在。不要每次一提起庄子就跟我说什么鲲鹏展翅的美学人格，庄子听了可能只有无奈。当然，我不是推崇精神疯癫，我们也不是都要做圣人，但有些时候总要做些抗拒遗忘的努力，彰显出几分人性的能量来。
　　
　　当然，这并不是要陈说悲观的绝对意义，相反，正如上面所说，乐观或者悲观根本上都是一种天赋气质，无由选择，你可能早已在心里构成了一幅悲观的图景，并深以为自得，但完全无须自恃才高而嘲笑乐观的肤浅，这多少有点像自己生来体弱不好动，因而把别人运动的生命力看作无聊。
　　
　　有位朋友不知什么原因对“2012”特别感兴趣，常常自问：“2012”都快来了，怎么都没反应，麻木了吗？问题是，人类早已经历了不知多少次“2012”，还是强劲地延续下来，并且正由于此，活下来本身对人类已经构成意义，而不需要再到其它地方去寻找意义。谁也知道人生苦短，但除了极少数自杀的外，没有意义创造意义也都活过来了，说到底还是生命持存的最高法则。但不恐惧吗？当然恐惧。并且我把恐惧与孤独确认为人类生命意识觉醒之初的本体感受。但再强烈的恐惧在持续中也会疲乏，直到你再次意识到它，其中的间隔有长有短，但不管密度多高，一定是有间隔的，否则精神就要崩溃，那么恐惧也不存在了，但一般来说生命法则还不会那么容易放过你，它要让你稍事休息，缓口气来，再把你投入恐惧之中。当然其中的间隔也可以很长，长到让你忘了恐惧本身。你可以说这是麻木，但这种麻木正是生命持存法则的重要内容。
　　
　　但这个问题也不是毫无意义，至少可以引申出两点。第一点，它相当于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通过这种恐惧让你作番本体性的反思。想想吧，你是要死的，你还甘心这样无休止地沉湎于物欲之中吗？这又可以两说。一方面，在一个欲望主体横行、崇尚消费娱乐的时代，“本质主义”的思考几乎都被解构光了。历史是什么？碎片、叙述、文本……生活是什么？游戏、技术、语词……；这种情况下换了我也实在想不出除了拿出本体性的有死恐惧之外还有什么能够让精神稍事凝聚一下的。但这又怎样呢？据说二战中收拾纳粹士兵的尸体时发现很多人都贴身带着海德格尔的书或像章，这正是“向死而在”的表征。读读李渔的《闲情偶寄》吧，死亡是“行乐”篇的篇首语，在种种行乐之法里把生活调理得有滋有味，那毫不做作的豁达与闲适立即比照出“向死而在”的戚惶与逼仄来。不过这两个方面又是两极相通：看着吧，末日就要来了，或者先暂且给自己定个末日（比如“2012”），还有什么远大理想宏伟目标啊，还不得理所当然从而心安理得地抱抱佳人饮饮佳酿吗，你还想怎么着，嘿，怎么还在照常工作学习啊，这不是“麻木”吗？这里的心理机制是先把死亡这个“空渊”抬出来，抬出来以后当然不可能像当时的纳粹士兵那样到战场上去悲情冲行，而是在生命边缘化的消费体验中把这个“空渊”消解掉。当然最好是“性”，在性交里生死融一，你可以把他们想象成贴身带着海德格尔的书或像章往酒吧里跑，往发廊里跑……
　　
　　第二点可以引用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的一句话来说明，即，“只要打断事物的通常进程，就可以为平凡的东西取得不平凡的意义，为一般的生活本身取得宗教的意义。”在基督教的圣餐中，你每吃一口解除你饥饿之苦的面包，你每喝一口使你心情愉快的酒的时候，你就去想那位给予这种恩赐的上帝吧，或者，如果像费尔巴哈所理解的，酒和面包从形式上说是人的产物，从内容上说是自然的产物，那么就去想那位给予这种恩赐的人和自然吧。总之，从“打断事物的通常进程”这个意义上去考察，圣餐就不是一种简单的吃喝活动，而一定具有了宗教意义、宗教情结，不管是上帝的宗教，还是费尔巴哈的“人和自然”的宗教。同样地，“2012”问题的意义也就在于提供一个“打断事物的通常进程”的考察视角，那么日常生活本身也可以取得某种宗教意义，即，对生活、生命有一份基本的敬畏和感恩，怀一颗宗教性的虔诚之心去看待生活，尽管你可以不信任何人格神的宗教。这两点意义分别从消极、积极方面说来，当然，后者是更重要的方面。
　　
　　(以本文参加《秋实》征文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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