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自然会生出许多念旧情结。教师节前夕，我去C县办事，被几位高中同学邀请到一家茶楼相聚。闲聊时，竟然扯到了物理老师陈介三。
　　
　　陈介三是我读高中时最敬重的一位老师。那时他已经三十好几，个头不高，皮肤白皙，长着一张女孩子清秀的瓜子脸。在别的同学眼里，都以为他是个书呆子，性格内向，不苟言笑，平时很少与外人交往。但对于我，他是无话不说，极善言辞，最复杂的问题通过他一番解释，就变成了易记、易懂、易学的最简单的道理。陈老师上的每一堂课，我不仅用心去听，而且还用心去记。
　　
　　陈老师有别于其他老师，铃声未响，他就站在教室门口，然后像迎宾似的把学生迎进教室，给人一种亲和感。铃声一响，他埋头走进教室，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当班长一声“起立”，我们还没有喊“老师好！”他倒先说出“同学们好！”每每这时，便引起我们一阵善意的微笑。他上课从不带备课夹，手中只有一本书，两只粉笔。然而他讲起课来，就像说书一般，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把一个个深奥的问题解释得浅显易懂，听得我们入痴入迷。他有惊人的记忆力，每每讲到一条定义时，只见他“刷刷刷”在黑板上抄写，从不看书，而且一字不差。有时上实验课，他只在黑板上写出几个程序，然后让学生依照他的程序去做，既加深了印象，又熟悉了操作流程。
　　
　　陈老师是“文革”前的清华大学高才生，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加之有海外关系，本可以留在北京工作的他，不得已来到湖南湘西做了一名教书匠。他在学校没有任何地位，一些出身好的老师，可以随时冲他发脾气，或臭他，或奚落他，有时还当着学校“工宣队长”的面骂他是资产阶级孝子贤孙，“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但他从来不与人计较，也不辩论。
　　
　　老师中有一位年轻的彭老师，对陈老师总是嗤之以鼻，曾多次当着学生的面羞辱他，连我们这些做学生的都看不过去。一天晚上，天很黑，我陪陈老师从实验室出来，经过高三（乙）班教室时，陈老师见教师门敞开着，以为是学生忘记锁门，便用手电筒对着教室随意地扫视了一遍，谁知这一扫扫出了问题。原来彭老师正和另一名年轻的女老师躲在教室的一角亲吻搂抱，恰好被陈老师看到。彭老师见状，马上跑了过来，一把抓住陈老师的手，哭哭啼啼地要陈老师看在同事的份上，不要将今晚看到的事告诉驻校的工宣队长，否则他就会被驱逐出教师队伍。按当时的政治形势，一个男老师和一名女老师在学校内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不仅会被开除，而且还要挨批斗，因为这种行为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那一套，是犯忌的。陈老师见彭老师那副可怜相，也没与其计较，答应他不向工宣队长报告。陈老师送我回寝室时，我问陈老师为什么要对彭老师那么好，他可是说过你坏话的人啊。陈老师笑了笑说：“别人对我不仁，我可不能对别人不义啊。人都有七情六欲，更何况是老师呢？”
　　
　　打这以后，我对陈老师愈发敬重，不管别的同学是否对他敬而远之，我却依然与他保持着师生间的密切来往。
　　
　　一天中午，陈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家里玩。说是“家”，只不过是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简陋房子，紧傍学校厕所而居，房前还有一条臭水沟。房子的进门处放着一个自制的煤油炉，煤炉上搁着一口弄饭菜的小锅。一张床，一张书桌，便是他的全部家当。床下堆满了书籍，书桌上摆着两台正在组装的收音机，地上脏乱不堪，四面墙角牵满了蜘蛛网。我真的想不到，一个清华大学的高才生，竟然会居住在这样一个既肮脏又潮湿的地方，可见当时一个出生不好的老师的困境，我看在眼里，心中不免有些难过。
　　
　　那个年代，学校的住宿条件十分差，不像现在的学生可以住公寓，房间里有空调、电扇，有上下铺。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寄宿生，大都是二十来人打地铺挤在一个大房间，左右窗户没有玻璃。如是夏天，晚上睡觉还比较凉快，要是到了冬天，四壁透风，冻得人叫爹喊娘。有一次，陈老师不知为何事来我睡觉的房间找我，当他得知我睡觉的一面靠近窗户时，二话没说，从他家里拿来一床旧棉絮和一块带花色的油布，旧棉絮铺垫在坚硬的水泥地上，花色油布挂在窗户上遮挡风寒。我当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感谢我这位老师。令我更为感动的是，陈老师担心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孩子晚上生活太寂寞，便从他家里把他教我组装的一台收音机拿到我的房间，高兴地对我说：“这台收音机就放在你们房间，你们可以听听歌，听听新闻，帮你们解除一点寂寞。”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这台给我晚上带来快乐的收音机，却也给我带来了烦恼。那是第二天上午放学后，班主任王老师把我留下来，问我是不是在用陈老师送给我的一台收音机。我说是的。班主任老师一听，要我马上把收音机退给陈老师，还要我与陈老师少接触。我不明白班主任老师为什么要这样说，难道陈老师是坏人吗？我心里虽这么想，但我没有把话说出来，可是班主任老师还是看出了我的心思，他语重心长地劝慰我说：“陈老师有海外关系，是学校‘工宣队’监管的对象，你是贫下中农子弟，又是我的好学生，要和他少来往。”我真的不明白，一个学生和他喜欢的老师多接触了一点，难道也有错吗？
　　
　　没过几天，我听同学告诉我，陈老师被停职写检查了，说他躲在自己家里偷偷地收听“敌台”，被“工宣队”的人知道了，学校正在追究与他有牵连的人。那时我是校团委的宣传委员，一名响应“工宣队”号召的学生给学校广播室送去一篇批评稿，内容是批评陈老师想反攻倒算，利用年轻学生不成熟的思想进行腐蚀拉拢。我一看，非常生气，竟然壮着胆子将那篇稿子悄悄地烧掉了。我不明白，这个学生为什么要昧着良心这样做，难道学生与老师之间的正常来往也有错？“腐蚀拉拢”，完全是一派胡言，没想到这个学校竟然会有投机取巧的学生，真是时势造“英雄”啊！
　　
　　打这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陈老师。后来我偷偷地去过他的房间找，只见一把大铁锁紧紧地锁住了那扇小门。他会去哪儿呢？我不得而知。
　　
　　毕业前夕，全班照毕业相，凡是教我们的任课老师都去了，惟独没有发现陈老师。也许在有些人眼里，像陈老师这种社会关系十分复杂的人，而且又是在那样一种年代，他仿佛是空气中的一粒粉尘，并不是很重要。然而对于我，一个曾在我脑海里留下很深印象的老师，却很难将他忘掉。
　　
　　高中毕业那年，我回到生我养我的老家，曾给陈老师写过一封信，但一直是“泥牛入海无消息”。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我考起了一所师范院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省属子弟中学教书。一年暑假，我从一位老同学口中得知，说陈老师平反了，但已经调出原先那所学校。我问他调到哪里去了，有时间准备去看看。老同学无奈地对我摇了摇头。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如今我已是人到中年，尽管岁月的年轮磨去了我人生中许多美好的记忆，但在我的心灵深处，无时无刻都在牵挂着陈介三老师。如果他还健在的话，已是七十高龄的老人了。（文/东方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