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记事那天起,我只知道自己惟一的舅爷是个癫子。­
　　
　　舅爷中等身材，留着大分头，方形的脸庞，微黑，慈眉善目，穿着黑色中山装，上衣左口袋总是挂着支钢笔。若不是衣裤上那些草扎的小疙瘩，谁也无法把他和“癫子”挂起钩来，还以为他是下乡蹲点的干部哩。­
　　
　　进了初中，我才弄清舅爷原先不是癫子，而是当地的一个人物——区卫生院的创立者、名中医。­
　　
　　舅爷出生于中医世家，读过私塾，也进过新式学堂。中学毕业后，舅爷在家乡的观音庵学校任教。­
　　
　　有一次，学校旁一村民患了重伤寒，延请当地有名的老中医开了三四个处方，服了十几剂药，均不见好转。舅爷闻讯后，赶过去说：“我来试试吧。”一番仔细诊断后，舅爷开了两个处方，患者服了四剂药就痊愈了。从此，舅爷就弃教在家开了中医诊所。­
　　
　　舅爷医术精湛，为人谦和，总是笑容可掬。因而，前来就医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几年下来，舅爷便在十里八乡声名鹊起了。­
　　
　　国民党败退前夕，朋友劝舅爷去香港开诊所，他却以“父母在，不远游”的理由婉拒了。­
　　
　　新政权刚建立，急需各方面的人才。有“妙手回春”之誉的舅爷顺理成章地成了区联合诊所的所长，后来又成为区卫生院院长。­
　　
　　三年自然灾害，食物匮乏，营养不良，许多人得了水肿病。为此，国家配制了药饼，由医疗机构发给病人。饥饿直逼着诊所的人要求舅爷遂了众人的心愿。“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分饼的事，不久就穿帮了。舅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锒铛入狱了。家人、亲戚都急煞了，人心惶惶。三个月后，事实澄清了，舅爷无罪释放并官复原职。­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舅爷刚出狱，福星就照着他了。省委医院要从下面招一批有名的中医，舅爷是诊所的第一人选。可舅爷在会上表了硬态：“让XXX医生去吧，我还是留在所里。”于是，别人去了，他留下了。­
　　
　　舅爷有长女，当时只有十六岁，跟着舅爷学医，人长得标致，一双大眼水灵灵的，会说话。舅爷还有一帮徒弟都是小伙子。其中有人渴望做师父的乘龙快婿，可舅爷就是不点头。­
　　
　　一晃几年过去了，文革风暴席卷全国。舅爷被揪了出来，其罪有三：（1）走资派；（2）盗分药饼；（3）扼杀革命小将的爱情。舅爷带着高帽子、挂着木牌子，整天地游街、挨批斗。舅爷本是个“掉片树页都怕砸着脑壳”的人，经过无数回折腾后，惊魂未定，犹如惊弓之鸟。­
　　
　　一个阴雨绵绵的傍晚，舅爷带着几分被批斗的疲惫与惶恐，撑着雨伞埋头走在回家的泥泞小路上。这时，几个人用猪架子抬着对门院子一个溺水身亡的癫子迎面而来，舅爷猛一抬头，打了个寒战，浑身冷汗直冒。回到家里舅爷就判若两人了。他时而对对门院子大喊，时而自言自语，时而发出莫名其妙的笑，时而手舞足蹈——舅爷癫了！­
　　
　　舅爷癫了，且癫得十分的怪。到长沙出诊时，大夫硬说他没癫。因为大夫问舅爷中西医知识，他竟能对答如流。后经我父亲建议，改问家人和亲戚情况，舅爷答得一塌糊涂。当问到我家时，他一脸的焦虑、惊恐，竭力喊叫：“啊呀，不得了！二妹夫被人杀了抛尸河里了！那些人又要冲到他家里去杀人了。快，赶快帮他家闩好门！”大夫于是在诊断书上写道：精神病，需住院治疗。在我父亲的陪护下，舅爷在长沙治疗了几个月毫无效果，便出院回家了。­
　　
　　回到家里，舅爷闹病的情形除了与初发时一样外，还添了个新名堂——在衣裤上扎草疙瘩，招纳神兵天将剿灭厉鬼。­
　　
　　不知从哪天开始，竟然有人麻着胆子找舅爷诊病开方了，而且人一天比一天多。起初，舅爷不收费，后来收伍角，再就收一两元了。我的风湿病就是他治好的。处方开了不少，患者也治好了不少，可舅爷从未出过医疗差错。舅爷的癫令人不可思议，简直是个谜，给人们留下了疑惑与不解。­
　　
　　一会儿胡言乱语，手舞足蹈，疯疯癫癫，一会儿正襟危坐，为人切脉诊病......舅爷就是这么活着。­
　　
　　经历了无数风雨和坎坷，舅爷患上了高血压。后因病情突发，他那盏生命的残灯，终于在1987年11月5日下午熄灭了。­
　　
　　那天，天昏地暗，阴风凄凄，冷雨飘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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