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她）们仨

本文斗胆学习、借鉴杨绛先生的大作《我们仨》，拟了个“不伦不类”的标题《他（她）们仨》，记述的是王中和周霞夫妇和他们的宝贝女儿——小昭。王中和周霞都是一所高中的教师，女儿当时在一所以烈士命名的街道小学就读。他们和芸芸大众一样讨生活，默默无闻，波澜不惊。

我结识他们纯属“偶然”。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大学刚毕业参加工作，单位没有房子，也取消了福利分房，改为货币化分房。我一个农村来的小伙子，城市里没有“卧榻之地”，家里更拿不出钱买房子，尽管当时才几百元一平方（现在已经是几千元，好的地段上万，据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竟达几万）。在办公室“凑合”了一个多月，指导老师唐老师说过去儿子在单位留有一间房，结婚后几年就没再住过，单位也一直没收回，可以暂时给我住。我搬了过去，原来在一幢破旧的三层办公楼里，都是一间一间的小房间，那时新住宿楼已经是单元房。唐老师的儿子的一间在三楼最靠西，在走廊的北边，里面有一张床，还有一台小黑白电视。对我来说，那是一块“黄金宝地”。我的邻居就是王老师一家三口。

我一个人生活的很散漫，早上起的晚，早饭一般不吃，中午晚上就在街上“打游击”，时间一长，和王老师一家逐渐就熟了，免不了有时也“搭伙”吃饭。他们夫妇都是农村来的大学生，非常理解我目前的处境，我们也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他们经常鼓励我：“别急，会好起来的。特别是结婚成了家就好了。”可我当时连女朋友都没有。由于“时空转换”，这个楼当时住了10多个单位的人，后来，我给起了个名字“七十二家房客”。

王老师一家占了紧排的三个房间，他们夫妇住一间，女儿住一间，还有厨房、客厅占一间。一到晚上，他们备课，女儿做作业都在客厅，静悄悄的。周霞老师很热情，但针对住房紧张，免不了“牢骚”几句：“唉，我和你王老师也都是农村的，工资就那么多，还得寄一部分帮老家，买不起新单元房。”年末，他家最让人羡慕，王老师教计算机（虽然不列入高考，但当时普及计算机知识是全社会的热门），周老师教数学。他们教学成就突出，在学校受奖。女儿在小学成绩出类拔萃，也受奖，客厅的墙壁上总贴满花花绿绿的奖状。

我和王老师的接触最多，经常一起切磋象棋技艺，但他是市里象棋协会的，还经常参赛，我远远不是他的对手，经常“一败涂地”。还经常和他一起围着我房里的黑白电视欣赏足球，“高谈阔论”。无聊时也跟他学计算机技术，学入门的基础语言“百思科”（名字也许不对，记不清楚了。且早就不用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没听说过），那时还没有鼠标，打开计算机或进入某一程序，都需要记“路径”。电脑速度还很慢，有时打开一个网页需要吃一碗方便面的时间，遑论上网聊天。但王老师经常说，这都是暂时的，今后发展了就快速多了，还会取代电视等的功能，深入到工作、生活等的方方面面。今天，当“享受”到电脑的种种优越性时，我还无意识的想起王老师的“神奇”预言。周老师热衷当“红娘”，一个月就给我介绍了两个对象，可惜都没成。后来，兴起了学习跳交际舞的热潮，周老师和女儿很积极，我和王老师开始却“退避三舍”。周老师几次和我们“严肃”谈话，说明跳舞的健康意义，多次把王老师和我硬“拉”到舞场。也就是跳舞，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周老师也算当了间接的“红娘”。小昭还是学校舞蹈队领舞的，当然，她跳的不只是交际舞。那年春节，王老师单位举行联欢会，他（她）们仨还携手翩翩起舞，为大家表演，激起阵阵掌声。我写了一篇现场新闻《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还配了一副图片，生动“再现”了仨人轻歌曼舞、其乐融融的幸福、活泼场景。在报纸上发表后，小昭非常高兴：“叔叔，你的报道我们学校专门贴出来了，我也成了名人了，谢谢。”

当然，他（她）们也有“辛酸苦辣”。那年评职称，就落选了，一些不如他们的老师却评上了，分房、涨工资等都往后排。周老师埋怨王老师“太实诚，就知道工作。”王老师“愤愤不平”：“我就这样了，为评职称走歪门邪道，丢人！”他们二人都是这样实诚。我还听说，因为他们教学成绩好，学校动员他们入党，他们竟异口同声的“声称”：“对贵党没兴趣。”像是没开化的社会青年，也因此在学校经常有不如意的事情发生。

不久，我结婚就搬走了，他们还住在那里。一天，王老师打电话，要我和新婚妻子去家里吃饭，原来是“辞别宴”。他们夫妇已经应邀去深圳的一家中学教书，女儿也去就读，马上要走了。席间，我叮嘱小昭：“好好学习，长大了上大学，像爸爸妈妈学理科。”小昭故意撇嘴：“大学肯定上，就是要学文科，以后像叔叔一样写文章。”他们搬走后不久，楼房就拆迁了，“七十二家房客”也各奔东西。其后，我们还写信、发信息，知道他们很忙，但很舒心，小昭后来考到广州一家大学，学的就是中文系。

时移世易，忙忙碌碌，近几年没怎么联系，想来他们早该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