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生于民国三十四年季春，是家中长子——祖父母后来又陆续生了6个儿子，最终成人4个。新中国成立不久，父亲也到了上学的年纪，尽管家境困难，祖父还是让父亲读完了高小。小学毕业，父亲就初闯杭城，终因年龄太小，找不到用工单位，几个月后只能返乡。一年多之后，16岁的父亲再赴杭城，成了省公路局麾下的一名筑路工人。几年之间，他在杭州、长兴、衢州等地修过公路，也在黄岩建过码头。这几年也是国家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很多单位难以为继，只能精简，父亲也不幸成了其中一员。2011年国家落实精简人员生活补助政策的时候，我带着他和一位同伴前去杭州查询档案。路上听他们聊天，年轻的他们那时并不觉得遗憾，只说当年在单位已是吃不饱饭的状态，想着回家总不至于饿肚子。要知道后来农民与工人会有这么大的差别，说不定当年也像个别被精简的同伴赖在那儿不回来了。

就这样，20岁不到的父亲回乡成了农民，接着又娶妻生子，一辈子不再离开这片土地。大概是因为父亲有些文化又见过世面，所以很快就成了生产队的骨干。自我有记忆起，父亲就已担任生产队长。每天早上，他总是第一个披衣出门，一路走一路吹哨子。在生产队的晒场上等社员聚齐，便分派好工作，各赴劳动场所。傍晚跟几个队委商量好第二天的工作，最后一个回家。

父亲的农活并不是生产队做得最好的，但是大家还是很信任他，他的生产队长一直做到主持完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分田到户工作，生产队解散为止。农村里不乏各种琐事，吵骂打架也是常有的事，但是对于我的父亲还是很服气的，那是因为父亲处事公正，总是就事论事，并不因为关系亲疏而有所偏斜。尽管身居这个职位，他也从不为自己谋点私利。生产队定工分，从实际能力出发；分发物资，我记得最多的就是分好后抓阄。当时好几家公社办的企业就建在我们生产队的土地上，不时会照顾几个招工名额，然而我的父亲从没有安排他的兄弟亲属进入这些企业，总是在全队挑选最合适的人选。他也从不私下里向这些企业要什么好处。父亲最看不惯的就是那些爱占小便宜的人，他常说：“为了一点好处、几个铜钿，被人说闲话，啥个意思哉。”

父亲身上似乎还有一种天生的对于弱者的同情心。当年生产队里有一个入赘的女婿，被家里压制毫无话语权。后来父亲力排众议，让既是党员又是退伍军人的他担任了队委，提升了他在家中的地位。他在堂叔厂里干活的时候，对于那些前来打工的外地小伙子照顾有加，亲切地称他们为“小江西”、“小四川”。如今近30年过去，已经在这儿扎根的“小江西”依然视父母亲为长辈，逢年过节不忘礼数。家里有几间小平房出租给外来打工者，十多年间父亲从来没涨房租，母亲嘀咕的时候，他总是说：“人家外地人来这儿打工也不容易，住得好好的涨什么房租啊，几块钱对于我们的生活又没什么影响！”

正因为这，他的人缘不错，威信也高，生产队解散后他依然担任村民代表直至两年前。十多年前，他成了村子里年龄最大的男人，于是人们戏称他为“族长太公”，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年龄，更是对他为人处世的肯定吧。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们兄弟俩分别考上了中专、大专，成了跳出农门的人，那是父亲一生的高光时刻。然而生活的压力也渐渐显现，只靠几亩承包地已无法支撑家里的开销。除了农活一无所长的父亲终于放下面子，跟着村里的泥水匠外出做小工。后来堂叔办起了小厂，让父亲去厂里干活，一直干到65岁才回家养老，过上闲散自在的日子。父亲干活踏实不会偷懒，总是颇得好评，而他的就事论事，不知变通的性格也往往会带来些许尴尬。我们常常劝他改变自己，圆融一些，他那如玻璃瓶底一般的镜片后的眼睛（父亲是先天的高度近视）一瞪：“我都这把年纪了，到棺材里再改吧。”

从生产队开始，父亲就是家里的甩手掌柜，除了上交那些可怜的工钱，家里的事一概不管。我的记忆里是母亲撑起了这个家。要强的母亲里里外外一把手，连走路都是风风火火，一路小跑的样子。因为家庭的贫困吵架也是常有的事，那时候我总是同情我的母亲，对父亲的固执死板颇多埋怨。直到自己渐渐成长，才慢慢地理解了我的父亲。他有他自己为人处世的准则，让他改变无疑是在挑战他做人的尊严。观照自己，身上也有父亲的颇多影子，很多时候只是自己不曾觉察而已。

前年的国庆节，父亲被查出患了小细胞肺癌。这个病素有“肺癌恶魔”之称，复发率高，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不断地化疗放疗。按父亲的意思是不需要治疗，他不想人财两空。在我们的坚持下，父亲一开始做了几次化疗，大半年之后又做了一次免疫疗法。之后他就坚持不再治疗，他说：“要想治好这个病是不可能的，化疗也太痛苦。总归是迟几天早几天的事。能活到现在这样子也算没有遗憾了！”

2021年8月21日，我的父亲，这个普通的中国农民，走完了他平凡的一生，享年77虚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