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朱自清《匆匆》

曾经，听一个校长讲：学校有个老教师，工作兢兢业业，很受人尊重。退休时，学校悄悄为他准备了车子，想帮他搬家时运东西，给他一个惊喜。搬家那天，校长兴冲冲地跑去跟他说，一起搬东西上车嘛。老教师一脸茫然，说，没有什么可搬的呀，屁股两拍拍就走人啦，用不上车辆。校长讲到此处，叹息说，二、三十年呐，在这里进进出出，没挪过窝，说走就走啦。学校像潮水冲刷着的沙滩，人来人往，再过几年十几年，还有几个人想得起谁谁谁呢，离开的老师连点念想也没留下，消失在视线里，很快也会消失在记忆中。对不起他们啊。于是她决心在学校里腾出空间来收藏老师们发表了论文的刊物，书写的精美教案，制作的教学用具，获得的荣誉奖项……

2020年国庆后，我接替黄老师，开启了驻村扶贫生活。在这里，我对此有了切身的感受。那天，10月28日，三峡博物馆三个年青人来到村委，说要找些可展示扶贫工作的物件进馆收藏，当然他们更想要鲁书记的工作遗物。鲁书记是前任村支书，三年前，他还不到六十岁，肝癌。那时村里扶贫工作头绪多，麻烦多，也很琐碎，比如扶贫政策的宣传、贫困户的识别、贫困政策的落地，贫困人员认定与没有被认定而产生的牵牵绊绊。有的一件事情，会上集中讲，走家串户讲，有时还得对单个的村民反复解释……鲁书记直到去世前两个月都还在坚持上班。去世后，他的工作笔记本、获奖什么的，村委作为私人物品，交给了他的家人。村干部在村办公室找过几次，没有找到。后来大家决定到鲁书记家去找找。

阴沉的天，零星的雨，湿滑的路，窄逼的村道，车辆小心翼翼地行驶着，去到鲁书记家。这是一个水塘边的塆落，户藉上有三四十户百十口人，可真正长居此处的，就那么六七个老头老太婆。塆落有一楼一底的房，也有两楼一底的，间夹着破旧的穿逗房，很多房前的坝子长着杂草，深秋了，蒿草枯枝湿漉漉的立着。路尽头的一家，院墙挺高，一扇铁钎子门中间，一根粗粗的铁链横挂着一把大锁。院里左边是低矮的瓦房，右边是一楼一底的砖房，镶着瓷砖。地坝是水泥铺的，可能时间有些久，也可能是长时间没人走动，长青苔了。坝边的几棵柑橘树，浓密的绿叶里漏出橙黄的果子来。也许是听见院外的响动和人声，院内有狗汪汪汪吼叫起来，拴狗的铁链被拉扯得呼啦呼的响，隔着墙都能感受到它的勇猛。吴书记在门外大声喊：大姐大姐，开一下门，我们来啦。过了好一会儿，才见到一个身材矮小的大姐缓缓的从里屋探出头来。她大概也就六十多岁吧，可能是身体弱，也可能是怕滑，弓着背，头微微向前支着，走得极慢。她颤微微的打开铁锁，把我们让进屋，落坐。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堂屋里，两张老旧的四方桌，几条老旧的长条凳，寒凉寒凉的。吴书记向她说明来意，想要点鲁书记的东西作纪念，比如奖状纸呀，或者他做的笔记呀，穿过的旧鞋子呀之类的。她有些落没，两眼空空地望向远处，幽幽地说：原来是有的，还多，但现在没有了，烧了，凡是他的东西，都给他烧去了。看到博物馆人员疑惑的眼神，我们解释着：这的风俗，人走后，他生前的东西要么就烧了，要么就拿到离家较远的地方扔了。大家觉得很惋惜。仍继续帮她回忆，鼓励她找，万一还有当时漏掉了存留下来了呢。于是，她进到这间屋，出来，大家都望向她，见她空着两手，我们满怀希望的心凉一下；又看她进到那间屋，出来时，还是什么都没有，我们的心又凉一下。大家没有想走，也想不出还要说什么，默默的坐了好一会儿。后来，吴书记不甘心，他是鲁书记共事多年的老搭档，很熟络，就说他去楼上看看。我们在楼下等着，等着……时间过得好慢。终于，他下来了，提着一个背包。背包面上，斑斑点点的霉。他说：到处转到处翻，才找到它。这背包太熟悉了，村里事多事杂，怕记错记漏，开会呀，镇上交待的任务呀，群众反映的问题呀，鲁书记就用本儿记上，装在包里，随时背着，方便。大姐说，当时那个包没有烧，是觉得带子结实，准备改做背篼系，搁着搁着，就忘了。

  带上鲁书记的背包，我们走出他家院门，很感慨，他家就一个独生女儿，毕业后就在外务工，本就很少回来，更别说今后了。鲁书记走后，大姐温吞温吞的，像个孤老太婆，郁郁寡欢的，很少和人打交道。说实话，如果不是博物馆要东西，大家也很难想起他，很难想起大姐。现在好啦，他的背包进到了博物馆，时不时有人会看一眼，也说不定，还有人会读读旁边的文字，念起他的名字来呢，也算是他在扶贫路上的一点印痕吧。

路过水塘，微风吹皱的水面上，映着我们模糊的身影，我忽然想，在时间的长河里，能留下点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