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是在49年10月21日生的，前几年换新身份证的时候不细心把月份搞错了，就没再改回来。”老人乐呵呵地递给我他的身份证。
　　我接过身份证一看：
　　“姓名：陈海仁；民族：汉；出生年月：1949年12月21日；家庭住址：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群乐乡新河村226号。”
　　“我这辈子干过的行当可多了，最初是剃头匠，然后搞农机农具修理，后来又修理钟表，又在乡镇照相馆照相。在铁路上搞过修理，干过三线建设，打过工。”
　　面前这位陈海仁老人，清瘦矍铄，头发已经花白，很健谈。面对采访，讲起他与共和国同龄的六十年人生历程，欣慰中良多感慨。
　　一
　　“小时候听母亲常说，解放前给地主帮工，一年没有吃过几顿饱饭，大哥也在15岁那年给国民党抓壮丁拉走了。解放后51年开始土改，53年就搞互助组，没有劳力的家庭联合起来，相互帮助抢种抢收。55年开始土地就分社了。我也就从这时候，开始记得一些事情。”
　　在陈海仁的记忆中，小时候村子里的人都很快活。劳动休息的间隙里，山野田间常常传出悠扬的歌声，往往一个人唱，几十个人应和。许多人在一起扭着秧歌，十分热闹，小孩子们围在田边都看得入迷了。
　　“那时候我们茶坝区委书记何四娃也常常下到田间地头，与农民在一起，哪里像个做官的人哟。何书记人很随和，年龄大的人都喊他四娃，他都乐呵呵答应。”
　　1956、1957年社里大丰收，粮食码得无处放。老百姓现在是给自己干活了，都舍得出力气，日子过得很滋润。那时队里的红苕洋芋按照人头分给社员，太多了，家里都装不下，只好就放在地里，会打算的就挖个苕窖藏起来。也没人去偷，翻了春去看，很多都烂掉了，竹林院坝边到处扔的都是。
　　“那时还是细娃儿，看了都觉得很可惜呢，粮食充裕，也没有人在意。”陈海仁说。
　　1958年全乡开始除四害，空闲时大人娃儿举着竹竿到处赶麻雀、撵老鼠。陈海仁和一帮小伙伴觉得像玩游戏，一天都很快乐。可接着就开始了大跃进，到处都建起了公共食堂，陈海仁所在的社里也建了两个，全社人围在一起吃饭，很热闹，伙食却慢慢差下去了。
　　1959年自然灾害很凶，接下来两年更厉害。村子里再也吃不饱肚子，野菜、树叶也吃了，有人还吃白蒜泥（一种白色泥土，也叫神仙土），许多人得了浮肿病。有一天陈海仁放学回家，听说社里一个老人饿死了。
　　陈海仁一家倒没有多么恐慌，这全是因为那个做过几天司令的大哥。大哥陈俸仁33年给国民党抓了壮丁，在傅作义手下当了炮兵司令，跟随傅作义投诚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50年代中期因病回到巴中老家休养，1959年病逝。大哥死后，作为军属，家里每月都会领到几块钱津贴。钱不多，却足以让一家人填饱肚子。
　　“我是58年发蒙读书的，一共读了四年书。那时大锅饭吃得社里一穷二白，家里供不起就没再读下去，然后我就去学剃头。”
　　陈海仁先是学剃头，然后又学习修理农机农具，修理钟表。他心灵手巧，手艺学得很快，活儿做的仔细，农民们都很喜欢这个温和的小伙子。
　　那时候到处开始修建塘堰、修公路。根据当时“一贫二调”原则，组织上需要你到哪里就到哪里做事，只管饭，没有工资。陈海仁学好手艺才十多岁，就在群乐乡手工业管理局做事（后改为二轻局，现在叫做乡镇企业局），全乡哪里需要修理农具了，他就到哪里去，往往一干就是四五天。
　　“每个村社干部都把我们手艺人当客人看，每顿总会有几个菜，有时还会有二两苕荚子酒，所以那时虽然很苦，但肚子却没受罪，心里总是很快活。”说起那段岁月，陈海仁微笑着说。
　　有一件事陈海仁记忆深刻，66年开始“大四清”整顿，很多平常老实的人都给揪出来批斗。陈海仁家里几代贫农，倒是没有危险。有一天，他到群乐乡玉兰村三队给人剃头，队里的会计叫周锡清，因为50元钱的帐说不清楚，被揪了出来，天天在队上的坝子里批斗。那天晚上，周锡清实在受不了折磨，在自家屋子里上吊自杀了。陈海仁亲眼见了那惨状，心里很震惊。
　　“从此我不再和他们一起去斗人了，有时必须参加时，也只是远远站着看。”说起那几次运动，老人摇摇头。
　　二
　　1971年，陈海仁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一年后有了大女儿。
　　“72年，到处都在修铁路，我作为技术工人参加了湘渝铁路四川段的修建。”
　　1972年陈海仁前往湘渝线，负责达县乐文至万源的汽表维护修理，每天在路上四川检修机器，这一干就是两年多。
　　相对于修路工人，陈海仁的工作很轻松，这时文化大革命还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农村的生活更加艰难了。铁路上却相对安静，虽没有工钱，技术人员和工人吃饭管饱。铁路上到处都放着各种机器零件，也从没有人偷盗。
　　“那时候人们的思想都很单纯，想都没有想过要偷公家的东西换钱用。”
　　有时候，陈海仁还会悄悄地回家去，顺便捎上几斤省下来的大米接济一下家里，铁路上纪律并不很严，只要干好了自己分内的活儿，也没人管你。
　　这时候，布票、粮票、油票时兴起来，买什么东西都得凭票证。有时候，陈海仁还会弄到几斤油票带回家，称一斤多肉打打牙祭。
　　“那时候在铁路上不管是农民还是工人和知识分子，都一个样，大学毕业生一月也就52元钱。那时读书一年只收一块钱，肉也只是五毛钱一斤。”
　　从铁路上回乡后，陈海仁继续干着自己的手艺活，剃头，修理农具，收入也比一般人高一些，家里的日子渐渐好过了。这招来了周围一些人的眼红。终于有一天，他也有了“资本主义尾巴”，给人揪出来割。一个人还把批斗他的话编成了顺口溜：
　　“……陈二杆，不简单，
　　白筒烟锅翘杆杆，
　　身上穿的灯草绒，
　　涤卡裤子蛮抻展，
　　尼龙袜子三块几，
　　大头皮鞋来套起……”
　　好在陈海仁平日里人缘好，乡亲们也对他知根知底，再说天天抖他，谁又来修理农具，谁给他们剃头呢，斗了几天也就算了。不过这顺口溜却流传了下来，现在回到老家，还有老伙计戏谑地叫他“陈二杆”。
　　也就在这几年里，老二老三相继降生，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陈海仁肩上的胆子更重了。
　　1974年，陈海仁又作为技术人员，抽调到县里，参加了汶川、青川、北川等地的三线建设。这时候技术人员工资比农民已经高很多，家里的日子也渐渐红火起来。
　　“一直想到那里去走走，汶川大地震太惨了，也不知以前走过的地方是不是变了样。”说起汶川地震，陈海仁眼里充满了忧伤。
　　我告诉他现在灾后重建正在继续，灾区日子比以前会更好，陈海仁赞同地点点头。
　　三
　　“回想起来，这辈子最困难的时候，还是爬娃娃坡那几年。好在三个娃儿都是大学毕业，虽然辛苦点，心里却是很高兴。”陈海仁笑着说。
　　1978年三中全会过后，到处都开始摘掉“地富反坏右”的帽子，胆子大的人再不愿局限在农村，纷纷外出打工挣钱。也有一些思想保守的农民分了田地专心务农，田地的亩产量提高不少，再也没有人饿肚子了。
　　“你看现在那些挣到大钱的人，全都是很早就出去闯的人，这都是国家的政策好啊！”陈海仁感慨地说，“改革开放了，到处都是机会，土地上再也留不住人心了。”
　　我告诉他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会有更多的人会从农村迁移到城市里，陈海仁点点头：“你看现在的巴中城，二三十年扩大了不止十倍呢。”
　　各种物资丰富起来，新型农机具也不断进入田间地头，陈海仁觉得自己的老手艺再也不吃香了。1983年春天，陈海仁辞别妻儿，踏上了北去新疆的列车。
　　“从83年开始我就在新疆打工，每月都有600多元的收入，这在当时算是很高的工资了。”
　　陈海仁在新疆一干就是6年，除了每年春季匆匆回家与妻儿团聚一次，其余时间都在外辛苦地打拼。三个孩子都上学了，他得努力挣钱才能供上孩子们的学费和生活费。6年下来，省吃俭用的陈海仁手里有了一点积蓄，可他没有修房置业，而是存入银行，准备给三个孩子读书用。
　　虽然一直远在新疆，陈海仁对三个孩子要求却非常严格。他常常写信告诉孩子们，要他们好好学习，将来做个有出息的人。三个孩子成绩都很好，但陈海仁要求三个孩子都在茶坝中学读书，不去城里的学校。
　　“只要是人才，在哪里读都能考上大学，城里去读只会花更多的钱，这钱还得给他们读大学攒着呢。”
　　三个孩子都很争气，大女儿考入了川大，二儿子毕业于西南农业大学，小儿子进入了福州大学。
　　大学高昂的学费，让陈海仁有点喘不过气来，好在前几年有了点积蓄，亲戚邻居拉点借点，也就挺过去了。
　　“亲戚们都劝我停一个孩子的学，到外边打工挣钱，家里也好过些，我没有听他们的，人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
　　现在陈海仁的三个孩子都已参加了工作，大女儿远在杭州，小儿子在福州，二儿子在巴州区委工作。
　　“比比人家，我的三个孩子都很有出息。”陈海仁一脸自豪的笑容。
　　四
　　“现在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了，每个人，都从心里感谢党和国家的政策好啊！”
　　三个孩子工作后，陈海仁已经很少出去打工了，可闲暇时他还是常常出去走走看看。
　　“我计划用几年时间，把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开国领导的家乡都走一遍，这个梦想从小时候就有了。现在有空了，也有钱，也该圆圆自己的梦了。”
　　“是他们创建了新中国，让我们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啊。”
　　说起老一辈国家领导人，陈海仁一脸的崇敬和严肃。我想他们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面对今天这样的幸福生活，对祖国，对党，都会自心底生出一份浓浓的感恩情结的。
　　“我这一辈子，能与共和国同龄，不知是几辈人修来的福气。”陈海仁给我掰开了指头计算着。
　　建国之初，各地便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现在到处都是塘堰，旱涝保收，这都是造福千秋万代的大事。接下来大修铁路、公路，拉近了城乡的距离，现在出门就是柏油马路，城市和乡村连在了一起。
　　说起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陈海仁更是有说不完的话：“你看现在农民不向国家交一颗粮食，不交一分钱，反而国家还给每家农户进行补贴，老百姓的日子就像掉进了蜜罐里。这还不说，每年还有扶贫款，救灾款，学娃儿读书也免费了，就是读大学，都有低息贷款了。你说这样的日子还不知足，那人就简直不知道感恩了。”
　　“现在回到农村，近一半人家盖起了楼房，家家有余款，农村人的生活，比城里人还滋润呢。”
　　陈海仁向我讲起了一件事。
　　2003年，陈海仁在郑州做完手艺，便顺路到杭州大女儿家去玩，谁知一到杭州，就遇到了非典肆虐，只好呆在那里不走。那些天，到处都有人在免费发放药物、口罩。
　　“国家得花多少钱啊，算一算，我们国家有十多亿人，如果国家穷了，摊得起吗，再说了，国家也真把老百姓放在心里啊。”
　　那段日子，每天上午陈海仁都带着外孙到凤凰山上去，那里地势高，空气好。正值园里果子成熟，只要愿意随便吃，而且管理人员怕游人摔倒，还在果树下放了梯子。人走到果树下，就是不想吃，看到这样善意的举措，也会摘几颗吃。
　　后来，随着疫情被控制，解除了戒严，陈海仁坐火车回四川巴中，一路上车厢里都有医生免费发放药品和口罩，还为乘客量体温，看到这些场景，陈海仁心里总是涌起一股暖流。
　　“回到家里，我解开背包一看，竟然有二三十个没用过的口罩呢！”
　　“今年我六十岁了，刚好与祖国同岁，这让我很自豪，六十年，我亲眼见证了国家由贫弱到强盛，看到了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现在城乡一体化深入推进，农村人的医保、养老保险也整起了，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常常做梦都会笑醒呢！”
　　“我现在就希望国庆那天，能去看看天安门。祖国会越来越发达昌盛，日子越来越富裕。惠民的好政策会一直延续下去。这样的日子，活两百岁都嫌少。”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感到万分自豪！”陈海仁再三向我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