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
　　
　　我们生命中经历过的很多事情，不管是痛苦的，还是快乐的，随着时间的流逝都会被记忆存盘。偶尔一次不经意的触碰，记忆的闸门轻轻开启，那些带着成长印记的尘封往事如挚友故交般相约而至，让我们在回忆中慢慢品砸幸福的味道。
　　
　　灯光点点
　　
　　晚上突然停电。翻箱倒柜找出两半截蜡烛点上，漆黑的房间顿时摇曳出琥珀的光芒，看了一天电视的儿子，欢天喜地拿出书本开始做作业。
　　小区很少停电。下午时分，暴风骤雨裹挟着冰雹，将玉米苗打得支离破碎，光秃秃地浸泡在泥泞里。可能是狂风刮断了线路，要不不可能一晚上停电。
　　我缩在沙发上，看烛光下伏案而作的儿子，思绪飘出很远很远，飘进了泛着柔光的简陋教室……
　　小学校坐落在村西头，是一座破落的庙宇。一座正殿坐南朝北，左右耳房各两间，西屋北屋，两间做教室，一间做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南屋是新修的二层小楼，木制的楼梯紧依山墙，地是夯实了的土地板。打扫卫生时要洒很多的水，笤帚一扫尘土飞扬，空气里弥漫着新鲜的泥土气息。院子中央，参天的柏树上挂一口大钟。在古老而悠长的钟声中，我们如小鸟般飞出飞进。
　　农村的太阳起得早，我们和太阳一样早出晚归。一二年级学生要跑早操，上早自习。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就早晚自习都要上了。上下自习的路上，除极个别同学提一盏玻璃罩子的马灯（说不上是哪辈子流传下来的），大部分同学都提一个自制的灯笼。灯笼的制作过程很简单：在两块圆形的木板上分别钻四个距离相等的眼，用四根铁丝把两块木板眼对眼连接起来，然后再将铁丝扭在一起，缠上一根木棍做把手，灯笼的框架就成型了。接下来在四周粘上糊窗户用的粉年纸（又薄又结实）做灯罩，一个简单的灯笼就做成了。父亲会在灯笼底座上按照煤油灯的大小刻一个凹进去的印子，避免调皮的我因持不平灯笼而造成“失火”事件。父亲还会为我的灯笼粘一层薄薄的塑料纸，这样，到了教室我不需要将煤油灯拿出，直接放在课桌上就可以了。
　　说起“失火”，那是有教训的。记得有一次，母亲看错表，3点半就叫我上学，我睡眼惺忪地走在漆黑静谧的夜里，电影《画皮》中的恐怖画面不停地在我眼前闪现，我总感觉身后跟着一个脸色苍白、拖着长长舌头的女鬼，我不敢回头，心狂跳不止，脚步越走越快，一不小心绊倒在地，将灯笼甩进了路旁的垃圾堆。结果，灯笼点燃了废纸，垃圾堆很快燃烧起来。幸亏被一位睡不着觉的爷爷发现，及时扑灭了火，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冬天的早晨又黑又冷。我提着灯笼走在凹凸不平的街上，北斗星斜陈在深蓝的夜空明亮地陪伴着我。小小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走哪儿星星也走哪儿？从家到学校，那么长的路，星星始终跟着我，不离不弃。一进校门，紧张的我总要仰望星空长舒一口气。我看到北斗星眨着眼睛冲我扮鬼脸，星光照耀下的柏树伟岸地挺立在我的身后。长大后，我为自己当年的幼稚想法感到脸红。宇宙之大，穷尽我的想象也无法着了边际，更何况是非常有限的目光，是微不足道的脚步丈量呢？
　　踢踢踏踏进了教室，每个人的课桌上都燃起一盏灯，整个教室就明亮温暖起来，如同白昼。我们在各自如豆的灯光下朗读、做作业。老师在灯光里来回踱着，月亮般的微笑照得我们心里暖烘烘的，原本晦涩难懂的题目在柔和的光芒里渐渐舒展开来。学习虽然是个苦差事，但如果能营造一种适合的氛围，就会变得相对轻松一些。记不清是哪位同学，背着老师摆弄十指在墙上变幻出孔雀开屏、海鸥展翅、兔子吃草的图案，引得同学们争相效仿，毛糙糙的墙壁瞬时变成了一个动物世界，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无所不有。
　　后来，两毛钱一包的蜡烛取代煤油灯，走进了千家万户。上下学的路上，我们也不用灯笼引路，开始用手电筒了。再遇上停电，燃烧在课桌上的是一支支通体洁白的蜡烛。看着蜡烛由固体变为液体，再一点点由长变短，直到全部融化，我的心会涌起一种莫名的伤感。我想不通怒放的生命怎么会在无声无息的燃烧中化为乌有，不留一点痕迹？直到读到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诗句，我才懂得并不是所有的生命都轰轰烈烈，卑微的生命尽管无声无息，但同样伟大、灿烂、纯粹。
　　晚自习，老师很少在教室。我们在完成作业之余，经常“玩蜡”。把蜡烛的眼泪一滴一滴滴进友谊、万紫千红等润肤脂的空盒子里，然后在透明的液体中埋下一根线绳，线绳的一头在盒子里，一头耷拉在盒子外，等蜡烛凝固成纯净的琥珀色，一个蜡烛灯就做成了。最妙的是边滴蜡边点着灯捻，蜡烛就始终处于液体状态。流动的蜡烛可以变形，这让我们迷上了一种游戏——“倒画儿”。我们在桌子上倒出龙、凤、兔子、猪，大山、小草、树林等图案，倒得不好“回炉”重新开始。一支长长的蜡烛，被我们从大盒子里倒在桌子上，玻璃上，再倒进小盒子里，直到点完。这件神奇而有趣的事，让我们乐此不疲。如果老师不进教室，我们不读书不写字，就忙着倒画儿，蜡烛插上我们想象的翅膀，在桌子上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图案。我们比赛谁倒的小动物最好，谁倒的大山最像，一个自习下来，一支蜡烛就报销了。为此，我们没少挨家长的训斥（计划经济时期，家长规定我们一支蜡烛用两个自习）。后来，我们采取两人共用一支蜡烛的办法，堵住了家长无休止的唠叨。
　　上了初中，我外出求学，早晚自习都是明晃晃的白炽灯，点蜡烛上自习、用蜡烛倒画儿的情形逐渐变成美好的回忆留存在了我的脑海里。
　　在这个寂静的晚上，在摇曳的烛光下，我把这些趣事讲给儿子听，小家伙饶有兴致地忙着找玻璃，找空盒子，专心致志开始他的创作。我在影影绰绰的烛光中沉沉入睡……
　　
　　彩色糖纸
　　
　　周日回家，母亲把一个窄窄的、锈迹斑斑的铁文具盒递给我，说是收拾楼阁时翻出来的，是你小时候用过的。
　　文具盒上的黄山风光依稀可见。这是父亲去安徽出差时买给我的礼物。暗红的底色，金色的山水风光。打开文具盒，满满一盒花花绿绿的糖纸，平展展地铺了好几层，轻轻揉搓，发出“沙沙”的声音，若有若无的甜甜糖味儿袅袅入鼻。
　　这些糖纸不是我吃糖攒下的，而是我和伙伴儿们一起捡来的。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糖块也是稀罕物、奢侈品。偶尔吃一半次糖，是考试名列前茅父母给的奖励，或者是过年过节招待亲戚朋友蹭的，更多的时候是扯着嗓门咧着嘴站大街“哭”来三五分钱，在村供销社买的装在大塑料罐子里、没有独立包装的五颜六色的颗粒糖，一分钱五粒，黄豆大小，只有甜味儿没香味儿。水果糖、奶糖，那甜里透着香的味道是在捡来的糖纸上闻到的。
　　糖纸是从一四五厂里捡来的。
　　一四五厂坐落在村西头，占的是家乡的土地。厂里的职工来自五湖四海，很多都是北京、上海、杭州、昆明等大城市的知青。他（她）们冬天戴帽子穿皮衣，夏天穿裙子高跟鞋，那些样式质地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女人们甚至还烫着头。他（她）们说着好听的普通话，高昂着头从我身旁走过时，我转着头颅用羡慕的目光追随着他（她）们。在我眼里，他（她）们生活的城市是遥不可及的天堂，他（她）们神圣不可侵犯的姿态就像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外来客。
　　四年级的夏天，班里转来一个叫惠的女孩子，是一四五厂的职工子女。她穿着雪白的公主裙，头上挽着红色的蝴蝶结，高贵得如同一只白天鹅。我们这群穿着破衫烂衣、灰不溜秋的丑小鸭不屑与天鹅为伍。其实，我们潜意识里多么渴望白裙子、蝴蝶结啊，却又本能地抵触拥有它们的主人。我们不止一次私下议论，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穿上白裙子肯定要比惠漂亮不知道多少倍。我们在院子里做游戏时，惠就站在教室的门槛边用怯怯的眼神看我们，我们在她的眼神里放肆地嬉笑，夸张地打闹，以掩饰我们内心的自卑。一次，无意中我们看到惠的文具盒里铺满了好看的糖纸，铅笔橡皮懒洋洋地躺在层层叠叠的细软包裹里。我们羡慕极了。我们撕掉作业本，一层一层地垫在文具盒里，怎么都垫不出那种华丽精致的风韵。第二天，我们发现同伴儿珍的文具盒里也铺上了塑料糖纸，与惠的一模一样。我们的目光锥子般盯着她，她嗫嚅道，是捡破烂的爷爷在一四五厂捡的。我们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放了学不往山沟里野跑，都跑到厂里拣糖纸了。
　　一四五厂有一片十几幢楼的家属区，家属楼青砖平顶，一律五层，排列得整整齐齐，楼与楼之间种着花草树木，紧挨着一楼窗户种的是蒺藜树，身上长满密密麻麻的刺。糖纸就四零八散在蒺藜丛中。我们从蒺藜树的心脏里捡糖纸。手上胳膊上布满白色红色的划痕，但这丝毫不能影响我们急于捡到糖纸的热情。当然，我们不仅捡糖纸，还捡一种对着太阳光能看到很多五角星的印钞纸。据说，这是印钞票裁剪下来的纸，用来把钞票打捆儿。这些被裁剪成长条的印钞纸泡在水里多长时间都不会融化，我们专门做过实验。把糖纸捡回家后用水洗干净，在窗台上晾干，再在书里夹几天，糖纸就洁净平展了。然后一层一层铺到文具盒里，心里的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比考了一百分还美。后来，惠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她讨好地把捡来的糖纸和从家里“偷”的大白兔奶糖一股脑儿全分给了我们。从此，我们游戏的队伍中多了一个“红蝴蝶结”。可惜，不到半年，惠就去城里上学了，一四五厂在城里为职工子女租了房，并派专人管理她们的衣食住行。
　　那时候，一四五厂的百货商店里卖泡泡糖，五分钱一颗。五分钱一碗肉丸汤能当顿饭吃，五分钱一颗糖吃到嘴里啥都不顶，嚼嚼还得吐掉，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父母是万万舍不得让我奢侈一回的。我去看了好几回，那个漂亮阿姨边嚼泡泡糖边吐泡泡，问我，买一颗吧？我咽咽口水落荒而逃。再后来，我去转悠，漂亮阿姨就把我当空气了。第一次吃泡泡糖，是过年时爷爷买的，而且一次买了五颗。我怀揣五颗泡泡糖，过了整整一个正月。刚开始，我一点一点咬着吃，嚼嚼咽了，一个泡泡都没吹出。直到开学的前一天，只剩下最后一颗糖了，我狠狠心一口吞进嘴里，贪婪地嚼几口就用牙齿把泡泡糖抻在舌头上使劲吹，一次不行两次，吹了一个下午，直吹到舌头发麻。泡泡糖没了味道，我最终还是将它咽了。尽管从来没有吃过泡泡糖的爷爷吹胡子瞪眼警告了我很多次，咽到肚里消化不了会粘住肠子，要肚疼的，但我还是咽了，毫不犹豫，因为我觉得吐了实在可惜。
　　裹着泡泡糖的不是透明的塑料纸，而是白底蓝花的浆纸，我翻开文具盒的最底层，一张、两张……，整整五张泡泡糖纸柔软安静地躺在那里，只是颜色已经泛黄。
　　
　　占地盘
　　
　　与小学校背靠背的是村里的戏台，一年赶一次庙会，唱三天戏。戏台有一个大大的院子，我们都叫它戏台院。我们一周在这里上两节体育课，跑跑步、做做操、玩玩游戏，戏台院是我们的操场，也是我们乐园。逢了收秋打夏，村民们在戏台院用板凳、席子、扁担搭起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的晒铺，晒满各色各样的粮食。我们就只能在学校门口的马路上上体育课了。戏台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用途，就是放电影。一四五厂为搞好村厂关系，除了星期一三五在厂电影院放电影，二四六还在戏台院免费为村民放电影。
　　80年代初，能随时看到新电影，别说是我们那样的小村，就是公社、一般的厂矿都望尘莫及。一四五厂是国营厂，每次高平电影院放映新电影，第二天就轮上一四五厂，有时甚至是连夜就把片子拿了回来，我们这些小毛孩总能似懂非懂地一睹为快。银幕先是四方的，窗户般大小，后来又变成了宽银幕。每逢看电影，戏台院的院墙上、石条上挤满了四邻八乡的村民们，连自行车坐儿上都站着孩子们。一些刚从地里劳作回来的农民，手里摇一顶草帽，裤腿一高一低吊着，解放鞋上沾满泥土，三五扎堆说着俏皮话。放映机鹤立鸡群般高高地支在解放车车皮上，放映员如一个整装待发的战士，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地等待着去高平拉片的车。放映灯照着洁白的幕布，我们则在幕布做着各种各样的手影。
　　看电影，实在是一件让我们心花怒放的事情。我们这些住在戏台院隔壁的孩子们，近水楼台先得月，下午一下二节课，赛跑一般直冲操场，干什么？占地盘。我们搬来砖头，拿来木棍在操场上圈一块或方或圆的地方，然后用粉笔在圈子中央写下自己的大名，这块地方就有了归属，被占下了。我们将操场分割成好多块，就等上地的父母收工回家，送来板凳椅子才算完成任务。然后，随父母一起回家吃过晚饭，清等着看电影了。
　　我们班的雪儿家就住在戏台院里，她不用占地盘，直接搬来板凳放在院子的正中央，这可是看电影最好的位置。我们都不和她争地盘，因为从放学到电影开始这段很长的时间，我们要坐在雪儿家的板凳上玩扑克牌：争上游、亮二，所以她有绝对的优先权。一开始玩扑克，看家还比玩家多，大家七嘴八舌乱糟糟的各抒己见。后来，我们就两人一组轮流坐庄，一拨一拨地打擂，谁家输了谁家下，和现在喝酒玩打擂异曲同工。
　　那时候的电影战争片居多，故事片比较少。我津津有味地感受声光电带给我的刺激和享受，《江姐》、《刘胡兰》、《小城故事》、《小花》、《少林寺》、《武当》……都是在那个时候看到的。我对战争片既爱又怕。喜欢一个个英雄形象，又害怕一个个残酷的场景。我经常坐在父亲的怀里，一会儿手舞足蹈哈哈大笑，一会儿低头捂耳嚎啕大哭。就为这，小脚奶奶叫我“疯丫头”，说我哭哭笑笑不捉性子。直到现在，我一看到电视里的血腥镜头，依然会低头捂耳，或者换台逃避。
　　记得有一次，我占的地盘被我们班的赖小子树文加了一溜砖头，占了半下午的地盘平白无故被他分去一块儿，我气不打一处来，绕着戏台院找“入侵者”。当找到他时，他正蹲在地上玩弹球，我抬起腿对准他当胸就是一脚，一下子就把他踢趴下了。男生们围着起哄，我害怕了，拔腿就往家里跑。一边跑一边往后看，他在后面追我，我越跑越快，到他家门口时，发现他不见了。正当我上气不接下气给母亲添枝加叶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时，他母亲领着他找上门来了，母亲赶紧赔不是，我藏在门后不敢出来。我记不得她们具体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临了他母亲说要和我们做儿女亲家，我母亲说孩子们还小，大了以后再说吧。我问母亲，什么叫儿女亲家？母亲说，就是让你给人家做媳妇儿。我眉毛一挑嘴一撇，就他？！糊涂蛋扛榜的？做梦吧！
　　后来，树文进了一四五厂。再后来，一四五厂搬迁到了石家庄。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前年夏天我回老家，在父亲的商店里看到一个和树文长得一模一样的胖小子，父亲说是树文的儿子，回来避暑有些日子了。我看着树文的儿子，想起小时候和他因占地盘发生的糗事，扯嘴乐了。
　　
　　拾秋
　　
　　饥饿，是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窝窝头、黑圪条、老酸菜、羹糊糊，玉米圪糁……端个粗瓷碗，圪蹴在西院的饭场上，一边听大人们调侃，一边“哧溜哧溜”地吃饭，是一天中最温馨最满足的时光。能吃上顿称心如意的饱饭，是我童年最向往的事情之一。
　　我的童年是在农业合作社度过的。大人们听喇叭一起上地干活，肩挑车拉，春种秋收，然后分粮过日子。分粮一般都是在秋天的某个晚上。吃过晚饭，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兴高采烈地去地里分粮食。爸爸担起箩筐，一头挑着我，一头挑块石头，晃晃悠悠到了地里，地里早聚满了分粮的人，他们都是一家子一家子、成群扎堆围在粮囤旁，说收成，话家长，论长短。大队干部在粮囤旁找一块平整的地方，扯起一根长长的电线，接一盏灯泡，灯下放一台大秤，队长、会计一左一右站在大秤旁，就开始分粮了。叫到谁家的名字，谁家就响亮地应一声，女人喜滋滋地站在大秤旁看斤秤，男人将过完秤后属于自家的粮食规整在一堆，然后才要一担一担往家挑。粮食不挑完，小孩子们是不跟着回家的。我们在空旷黑暗的田野里捉迷藏，玩枪战。直到挑到最后一担，才在大人的吆喝声中恋恋不舍地跟着回家。
　　我家是个大户口，没分家，人口多，分到的粮食根本不够吃。为让全家尽可能吃饱肚子，打我记事起，就被小脚奶奶拉着撵着漫山遍野“拾秋”。奶奶穿着黑布围裙、拄着镰刀颤巍巍走在前面，我挎个篮子紧随其后。到了地里，奶奶先用镰刀捅几下横七竖八的玉米秆子，然后才要仔细翻看。奶奶说，怕蛇虫伤了人，捅几下它们就跑了。还说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都经过了一春一夏的生长，让我拾仔细一些，多拾一点就能多吃一顿。从奶奶那里我最先懂得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义。
　　我是不屑一直跟在奶奶后面的，拾不上一会儿就开始满地满岭地跑。我最感兴趣的事是找田鼠洞，拿着小勾锄这儿勾勾，那儿挖挖。因为收拾田鼠洞里的粮食比一颗一颗去捡要容易得多。田鼠洞一般很浅，用手轻轻拨拉开上面一层土，一个小小“粮仓”就出现了，玉米、高粱、豆子，粒粒饱满，应有尽有。我兴奋地招呼奶奶，在金色的阳光下，在金黄的地里，奶孙俩小心翼翼、一捧一捧地将金黄的粮食捧进围裙里，那种喜悦不亚于父辈们一春一秋的收获。幸运的话，一天能找上几个田鼠洞，奶奶的围裙就鼓起来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对奶奶的围裙，我充满了好奇。在我看来，它就象个聚宝盆，揣在奶奶身上要啥有啥，总也装不满。现在想想，那里面装的可是一家人的口粮和希望啊！奶奶的围裙系了一辈子，直到93岁高龄辞世才被父亲整齐叠放在奶奶的身旁。父亲说，奶奶受了一辈子，终于可以轻松上路了。
　　我的家乡是大黄梨的故乡。学校周围、道路两旁、家的附近到处可见树冠庞大的梨树。梨园一般都是由一些上了年纪身体瘦弱的老人看守。当青涩的梨子隐约露出枝头时，我们这些小孩子们早咽着口水惦记上了，我们每天盼着等着梨快点成熟。等梨长成了，大人们忙着收秋，我们忙着偷梨。三五个人一伙儿，两个人正面出击吸引老人的视线，剩下的人趁乱摘梨，脱下小布衫，用绳子扎住袖口，将梨装满袖筒，背上一甩就开溜了。老人追不上四处流窜的我们，气得搓手跺脚，恼羞成怒，我们示威似地啃着黄灿灿的梨“仓皇逃跑”。等大人们收完秋，卸完梨，我们就一片一片梨园转悠寻找“漏网之梨”。没被摘下的梨大都长在树梢，皮薄肉甜最好吃。为了吃到高高挂在树梢的梨，我们学会了爬树，学会了在树上荡秋千，学会了前后空翻。当秋风卷走最后一片树叶，每一片梨园，每一棵梨树都被我们这些“馋嘴猫”扫荡得干干净净。
　　准备上小学的那年秋天，我和小伙伴相约拾红果。当时的红果很值钱，一斤能卖到1.2元。我们发誓要靠自己的劳动凑足上学的学费。林业队的叔叔、阿姨在前面搭梯子卸红果，我们就等在旁边，眼巴巴地看他们从这棵树挪到另一棵树下，我们蜂拥而上流水作业，上树的上树，敲打的敲打，拾红果的拾红果，我们采用“地毯战术”，仔细搜寻草丛中、石头缝里，枯枝烂叶下，不放过任何一个犄角旮旯。母亲为我上小学缝制的蓝布新书包，最先装的不是书而是红果。我们每天拾每天卖，直到开学，我们用卖红果的钱交足了学费，买了作业本、文具盒，底气十足地走进了向往已久的小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