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官古镇虽然早已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重新设置为上虞县城，但是大家都清楚地记得，当年市区还有一个百官大队的农民生活着，用如今流行的话说还有许多城中村，还有许多农民。我十七岁那年从春晖中学高中毕业后，就按照当时规定的“那里来回那里去”的政策，回家务农参加了百官大队农村劳动。文革中高考已取消，就业别无选择，农村户口只能回生产队劳动。在当年与我一起高中毕业回村参加务农劳动的同班同学，只有沈悦来（英年早逝），一个标准的帅哥。我没有古人书中所说的苦读十年寒窗，但我们这一代人在学生时代读书也是很艰辛的，没有好好地坐在课堂上，而是整天参加政治运动，还要学工、学农、学军。
　　
　　当年我只有十七岁就糊里糊涂地结束了十年学生时代，真的放下了本书，离开了熟悉的校园生活，一下子变得有点无所适从。有点伤感，有点悲伤可又有点喜悦，因为人生有了第二个目标，有了明确的方向那就是去“修地球”。也许前行的路途会很坎坷，但是为实现自己“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理想也要奋斗。当时在全国一片“农业学大寨”的氛围下，百官大队第五生产队规定：初中毕业生回村参加劳动的工分评定2分，高中毕业生回村参加劳动的工分评定3分。按照“农业学大寨”标准：男人最高是10分，称为全劳动力；女人最高是6.5分，称为半劳动力，每年评定一次。我的工分被评定为3.2分，年底折合人民币3角8分。
　　
　　“工分”制度起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建立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中普遍采用。这种方式主要有底分死记，底分活评，定额记工，联产计算劳动报酬等。由于操作上流于形式，致使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普遍存在，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根本无法体现，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工分都是一样的。一直流行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我们百官大队农村里这种“评工记分”的方法才被废止了。
　　
　　我家为了国家需要，自从上海回到祖藉地上虞百官后一直成了半工半农家庭。那时生活不宽余，社员们口袋里很少有钱的，谁家要是有一个“铁饭碗”在外面挣工资，这种在家既有粮食分配，外面又有“活水铜钱”的农村家庭是很被人羡幕的。我在俞家是长房长孙，一直集爷爷、娘娘和爸爸、妈妈的宠爱于一身，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从小被娇生惯养，平时没有好好地干过农活，又缺乏锻炼，这下回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要开始过上一种全新的生活；要使用着那可能是几辈子都没多少改进过的原始工具，过着那种重复地、简单地、枯燥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真的是对我的人生最大考验，也思对自我的严峻挑战。
　　
　　我的记忆中，过完了春节后就开始去做“生活”哉!第一天，跟着别人到了第五生产队的队屋门口。那个时候第五生产队的房子是过去下市头大户人家的，在今天的广电大厦后面位置，里面是二进三间二楼，里面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天井，几经世间沧桑轮回，房屋已相当陈旧破败。早上有线广播喇叭响过后，大家陆陆续续“懒洋洋”地聚集在大门口，等待生产小队长（当时称作第二操作组）分配农活。队里的农活实际上小队长昨晚已同记工员和几个骨干早就商量好的，具体劳力由队长支派，因此在门口聚聚也只是一个形式罢了。社员们嘻闹一会儿功夫，一个姓糜的队长(我们都叫他“佳剥树”)过来三下五除二分派了一下农活，男男女女渐渐地各奔地头干活去了。
　　
　　虽然说过了春节还是农闲的季节，但是每天一定是要出工的；糊糊破田塍，掸掸田塍草；清清田秧沟，麦田里浇浇反青肥；油菜田里削削草……每天的农活由生产队长按排，但都有“炮头社员”领头干，象我妹夫这种身强力壮，没读过多少书，平时“喉咙蹦蹦响”，“手里样样生活都捞得起”的人才有资格称得上“炮头社员”。在田间劳动中大家可以边干边说话，讲“朝事”说笑话，天南地北、旧闻轶事，无话不啦，因而并不沉闷。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而这些还没有到苦与累的时候。在那个年代里，社员家里还很少有钟表，因而生产队劳动基本上不按钟点上下工。主要是看太阳和凭时感还有广播喇叭。每到正午或太阳快要落山时收工。
　　
　　有一天下农田干活是耘田。要穿着“牛头短裤”，手梗上的袖头卷得“老老高”；一个个排着队依次跪下大田去。然后双膝跪着爬在水稻田里，一只手撑着，一只手不停地捋着水稻拔草松土；“顺手”（右手）耘三株，再调“家手”（左手）再耘三株；“乱泡”（跨下）下一株也要顺手带过。每株水稻都要两边耘到，根部挖一挖，把草挖掉，把苗扶正，耘下来的草不能让它们浮在水里，一定要捂到泥土下面，然后慢慢地向前爬行。讨厌的蚂蟥常常来叮人，不但叮在脚丫缝里、脚背上、小腿上；就是大腿上也照叮不误，拉掉蚂蟥就血流不止，在半山脚边的“冷水田”蚂蟥更多。一畈田耘下来爬上田塍，第一件事连忙弯腰用水把两条腿洗一洗，看看有没有蚂蟥叮在身上。
　　
　　最让人恶心的是耘“料（粪）田”，前面的人刚刚把粪便泼下去，后面得跟下去耘田。这时的粪便还沾在水稻叶子上，发出难受、刺鼻的气味，水田里到处漂着一段段成型的粪便和死老鼠死猫什么的，这时候耘田在火热太阳底下，你就这样一直泡在滚烫的水田里，脚上叮着蚂蟥，头上飞着一群群响丝虫，围着脑袋嗡嗡作响，也要叮人，有时水稻叶子如锯齿还会割破内腿，让人非常痛苦非常难受。但这种传统的耘田方式，能使水稻根部加快空气流通，促进根系发达，又能起到除草，匀肥作用。
　　
　　多年之后，我无意中曾经看到过一篇报道：讲的是在农村劳动好，既可以增加收成，又可以锻炼身体和呼吸新鲜空气，还能领略一下大自然的风景，这简直是在放屁。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在炎热的夏天就是野外坐一天，恐怕让你也受不，不是“发痧”(中暑)就是要被风吹干，更何况是在这种恶劣环境下不停地田间劳动。虽然时间已过去三十多年，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第一次长途挑“料”（粪），更是对我的人生意志磨炼。记得党校后面“糜家大池”有一个很大的石板砌成的粪便储存池，有一天我与“男劳力”（男社员）们在那里排着队伍长途挑“料”（粪）。头顶烈日，赤着脚踏着“火火泡”的石板地和碎石子公路，肩上压着百多斤沉重的担子，嘴上“哼哼、哼哼”着一担接着一担长途跋涉。从糜家大弄（如今党校东侧半山路）出发，沿人民中路（当年“百官河”边的一条石板小路）至水港桥（一号桥）向北转弯，再沿着凤山路（当年用碎石子铺就的杭甬公路）到今天的上虞汽车东站后面车胎桥（二号桥）西侧大田(当年叫“大场畈”如今是恒利东四区居民区)。那个时候我是人矮个小力薄，一付“皮桶”（粪桶）担在肩上三个人一样长，力不从心，一路上不停地调换双肩，双肩被磨破皮肤火辣辣地红肿着。心里那个眼泪是哗哗地流淌着。如今十七岁年令还正当少年，坐在明亮的教室里朗朗读书呢！
　　
　　在百官大队做农民参加生产劳动真的比想象中要艰苦得多。特别是在“落月里”（夏天）的农村“双抢”，烈日下干活是很苦的，抢收抢种就是把田里上一季的稻子收回，再种下下一季的秧苗（百官人叫作“双抢”），每日天还“墨墨暗”（天未亮）就出畈，晚上得天“墨墨黑”看不清人影了才能回家。那些天是男女老少齐出动，天天早出晚归，到了中午也不能回家休息，而在田间集体吃饭，饭后稍微休息一下便接着再干，简直就象是打仗。不过下午最热的辰光会有个短暂的休息，离家近的就可以回到家去，远的就只能聚到“树蓬下底”去说说笑笑。各人家里会准备几碗解暑的酸黄瓜，萝卜等，或喝上一碗绿豆汤。有时百官供销社的人还会挑着点心来卖，当时这叫支农。
　　
　　我们百官这里的水田大多是“烂水田”有些沼泽性质，在这样的田间劳动，双脚经常要陷到很深的泥里，身上脸上全是泥水混着汗水。天上烈日高悬，受到太阳的烘烤，人却泡在水中，闷声不响弯腰割稻子那种滋味真是很难受。有时还有蛇出现，总是引来女人的一声惊叫。人们割的割、运的运、打的打、耕的耕、种的种，任何工序上都争分夺秒，马不停蹄，汗水湿透衣衫，似乎是在与老天爷抢时间、赛跑。其实大家都知道，你别看眼前头上焦阳似火，如果一旦变天下雨，弄不好一年的劳动成果就毁会在旦夕。还有假如耽误了农时，也会影响下季的收获。
　　
　　割稻子的“生活”，有时也会割伤手指。当“割子刀”（镰刀）割破了手指当场也只能简单的用布头和针线包扎一下，得接着干活。“双抢”的下半场是拔秧苗和插秧。基本上都要弯着腰，那是对腰的绝对的挑战。还有“蚂蝗”不时会爬到腿脚上叮咬，弄得血流不止。还有各种叫不出名的飞虫叮咬。这真是这够苦够累的活了吧。每次“双抢”以后，每个人都会被太阳晒得“墨墨黑”，要几个月以后才能回复。我的肤色本来就深，不是“小白脸”，“双抢”过后就更深了。通过这样的劳动，让我真正知道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的盘中餐，粒粒都辛苦，都是来之不易的。
　　
　　夏季的烈日下农活真是让人终身难忘的，到如今还能清楚地记得烈日下的蒸汽将农作物的视线扭曲变形的模样，每到收工回到家中人已给晒得黑黑黝黝的，衣衫上的汗渍成白色一圈圈地画满成地图。“双抢”是人最累的时候，也是牛出力最多最辛苦的时候。收完早稻后，在晚稻插秧的水田里，都是全靠水牛，黄牛出力的活，耕田、耥田、耙田那一样都离不开它。在烈日下，经常看到牛儿累倒在水田里，喘着粗气。牛是农民的宝贝。农村出来的人，多半对牛也有很深的感情。
　　
　　割麦子也是个苦活，每个人要守住一垄麦子弯腰向前割，割好后一抱顺势打个捆，放到在麦地上，再向前割。社员们一大排人一起向前割。听到旁边的老社员刷刷地向前割，我们这些新手就更是忙得连直一直腰，擦一把汗的功夫都没有。割麦的快慢，既取决于人的力气大小，还有镰刀是否锋利，又取决于手抓的技巧和弯腰的方法。如果不能掌握正确的方法和技巧，那么割到两个小时之后腰就会酸痛起来，并且越来越跟不上。一天的麦子割下来，我的腰往往像要断了一样。
　　
　　那个年代在农村化肥是很少的，一个生产队的土地施肥靠那点计划化肥是远远不够用的，于是便产生了大粪池，粪池的原料自然是各种易腐烂的青草和人畜的粪便。我的记忆中，曾经记得生产队还有交多少数量的青草任务。于是放工以后我还得拿了镰刀、挑起箩筐到田野山脚小溪河边去割青草，有一次我在暮色苍茫夜色迷离中割了很多青草挑回家里，全身湿透喘气如牛，放下担子来不及擦上一把汗便盛起大碗稀饭一顿狼吞虎咽，那次我很清楚地感觉到母亲流了眼泪，她看着我吃饭狼吞虎咽的样子，便转身用手抹了眼睛，当我再次面对母亲时明显地看到了她突然微红的眼眶。如今在自己已做了父亲的时候去回想起那件事才知道母亲为什么流泪。
　　
　　冬天寒风刺骨，气温降到零下几度了，本应是农闲的日子。但在当年“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下，全国到处都在修大寨田，红旗渠，我们也不可能闲着。到了冬天兴修水利筑堤挖河。这是每年冬、春必有的工程。这时大队或生产队都要抽调强壮劳力上阵。有时会到海涂工地上，人们扎棚下寨、盘锅做饭，干起活来也是你争我赛，挖土的挥汗如雨，推车的一溜小跑，打夯的号子阵响，看谁的进度更快。
　　
　　面对日复一日繁重的体力劳动，头顶烈日，伴着蚊叮虫咬，在广袤的田野里“锄禾日当午”，我真的感到农活件件都很累渐渐地感到了吃不消。常常是半天下来手腕子酸麻，胳膊抬不起来，腰骨也伸直不了。大半天干下来就盼着太阳早一点下山可以收工回家，而那太阳就好像被钉在了天上，一动也不动。一天下来人真是腰酸背痛，骨头架子都要散了。手上、肩上也磨出了血泡，握农具时真是刺骨揪心地痛。
　　
　　还有早上喝下去的那点能当镜子照的稀饭，随着几泡尿就跑光了。未到中午肚子饿得咕咕直叫，饿肚子的滋味不好受，肠胃它是一阵一阵地紧缩，肚子一阵一阵地疼痛，就象被一条麻绳在肚里拉着一样难受。每天下工后累得步履歪斜地回到家里，吃饱饭倒头便睡。即便白天的田间休息，累得也是不管田里有多脏，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争取休息片刻。就这样我们不管春夏秋冬，在百官这片土地上背朝天，面朝地，辛勤地耕种着。
　　
　　碰到老天爷开眼，多下几场雨，地里的庄稼长得茂实，大家能盼上个好收成。要是赶上那干旱多雨的气候，只能熬过那收成不好的年景了。农田里的劳动是艰苦的，也是枯燥的。为了缓解那每天难熬的劳动生活，我们就一边在地里干活，一边讲“大头天话”。这样时间会过得快一些，也给我们贫乏的生活带来一些快乐。
　　
　　我就这样锻炼着自己，一年下来后皮肤晒得墨黑，手掌起了老茧。当时尽管物质条件这么艰难，可人的精神还是很乐观，身体也结实了。大概人是最能适合环境了。那时候我们百官大队实行的是集体经济，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挣工分，然后凭工分领取那点少得可怜的粮食、食用油等，“柴火”也在分配之列。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柴火”也是弥足珍贵的东西;在我们百官大队作为“柴火”的一般有稻草、麦秆、油菜梗、绿麻秆。我的记忆中总是不会忘记，记工员俞炳纪拿着脏兮兮的笔记本，按每户工分和家庭人口多少,叫人称斤论(堆)分东西，收工之后各家各户就忙活自己的“柴火”了。大家都会认真地晒好这些“柴火”，跺在自家院内或家旁路边，用塑料布盖好，防止风吹雨淋，其认真程度不亚于现在的收藏家。就像当时的粮食等东西一样。
　　
　　“柴火”也有青黄不接的时候，我有时也会和别人一道在晚上爬上半山或龙山，去割点茅草或检拾像被风吹断的树枝。割茅草也并不是轻松的事，收割茅草大都是夏末成熟干枯以后的事，成熟了的茅草长满了茅针，而茅针一但刺进衣服便与主杆脱离，留下针尖大小的针头扎在衣服里，便会使我的全身有被针扎的痛苦。我们有时也会去砍割矮小的丛树，而那些长着长腿长脚的野蜂大都在这些小树上筑窝建巢，所以也就常免不了要被螫得鼻青脸肿。那时的农村家中不可能象现在常备有药品，被螫后只有使用土办法，便捂着满身伤痕四处寻找哪家生了小孩而寻求一点新鲜奶水进行擦洗。如今细想起来那种钻心入肺的疼痛还让人心有余悸。有时辛辛苦苦背了一捆柴回家运气不好还会被百官大队林场的管山员查住没收。当时被风吹散的农作物枝叶，以及秋天的落叶我们都会捡拾回家当作“柴火”。
　　
　　我还记得有一次与母亲曾经到张溪大勤山区去买木柴，车上装有几百公斤木柴，拉了数十里路后，腿就像灌了铅，速度也越走越慢，特别是过上沙岭坡度时我是咬着牙，弓着腰，顶着烈日手拉、脚蹬、肩用力向前顶，炎热的骄阳烤在背上，汗水像断线的珍珠直向下掉，而那麻制的纤绳更是深深地勒进稚嫩的肉里，磨得肩头火辣辣地痛，真恨不得能停下来，找个有树影的地方歇一下。可我绝对不敢停下，因为一旦停下，再启动手拉车要使出吃奶的劲来，毕竟力气不大。中途休息时，跑到公路两边的水沟里，那里有溪沟水，尽管里边生满了孑孓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小虫子，挥汗如雨、大量脱水的口渴使我顾不得卫生与否，俯下身去，咕咚咕咚喝了个饱。说也奇怪，路上多次喝那样的水，回来竟然也没有生病。
　　
　　为了解决全家人大部份日子的菜蔬，我与母亲俩个人每天收工后，晚上还要去自由地里劳动。种些蔬菜，有青菜、茄子、长缸豆、刀豆、南瓜等。到了阳春3－4月份，还可到田野四角寻找野菜，地里有不少鲜嫩的荠菜、马兰头和野苋(读：喊)菜，最容易得到的是一种大田里做肥料用的草子脑。我带上镰刀和竹篮，每次出去肯定收获不少。回家后母亲把这些野菜进行加工处理后炒菜吃。
　　
　　我们在田间地头忙完活，还得侍候家里的牲口，除了养几只鸡外，还养了头猪。为了喂好猪我经常要到上堰头的人民医院去捡西瓜皮，那是用一根细木棍，钉上二只铁钉扎西瓜皮，非常方便不用弯腰；还要去池塘割花生草捞浮萍，到田畈去割猪草。而搭建猪棚的建材，一般都是上山去破无主坟，挖来石板和坟砖搭建猪圈的。当时我家里没有全劳力，是请生产队手拉车组的人帮忙的。那个年代帮忙是不用花工钱的，只要磋一顿就行了；过去帮忙的人现在只记得一个叫俞炳校的人了。
　　
　　每天清晨当我起床时，母亲已经把猪饲料煮好，用那种直径一米的锅。母亲拎起盛满饲料的桶，招呼一起去。我喜欢看猪们津津有味的吃相，因为那也是家里的一种希望。有一次我在切猪草的时候，不小心一刀下去，方向掌握不准，刀的方向发生了偏移，把左手食指的指甲连肉都切破了，当时鲜血直躺，疼痛难忍，人们常说十指连心，说得一点都不错，当时我疼得脸色发白，难以忍受，母亲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赶忙把我护送到了医院包扎。
　　
　　那时农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虽不致大富，却是家庭必不可少的一项副业。基本上每户每年总要养那么1－2头猪，多的甚至4－5头猪。卖给食品公司里，以换取并不多的100－200元人民币。这是大部分农村人，一年到头最大的一笔收入了。因为成整，一般都得用来派大用场。卖猪时特热闹，人们抬着扛着拉着，什么方式都有，运到曹娥收购站。那时食品公司验收员权力可大了，可根据猪不同的情况，定具体的级别与价钱，有些不及格的，国家还不收购，需要重抬回家养及格后处理。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全海师傅嘴上吸着烟，耳朵夹着烟，胸前围布口袋里装满了烟，变成大红人了！
　　
　　岁月如水已东流，人生一世不回头，喜怒哀乐甜酸苦，尝遍百味复何求！我在百官大队参加农村的日子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了，但许多细节依然鲜活如昨天。这一生过得太快。闲暇时蓦然回首，往事有如泉涌一般在眼前跳动。其中有迷人的浪花，有渍眼的水雾，也有濛濛中的恍惚，但更多的是回忆、思念和感慨。在我的记忆中，那段日子是我的人生中最苦、最累、也是最美好、最珍贵的。以后我的人生之路所以走得那么坚定，与它的历练和滋育是分不开的。如今我再来的感悟那段时光，就能品味出苦的甘甜和甜的苦涩，更能觉出土地的芬芳和醇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