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农村科技不发达，种子又不好，水稻种植产量低，再加上频频发生的旱灾水灾。导致许多家庭饭吃不饱。为了补足口粮，乡亲们就开垦荒地，种植红薯、玉米、高粱等耐旱的农作物。由于红薯产量高、适应性强、抗病虫害好一度是成为农村的主粮。过去，在我们零陵乡下农村，有“一年粮食半年薯”的说法。

               在我们零陵乡下石岩头的农村正月就开始育红薯种苗。为了让红薯丰收，还举行开窑礼：杀鸡敬天敬地敬祖宗。行了开窑礼后，乡亲们才从地窖里挖出上年埋下的老红薯（在我们乡下叫红薯娘母），然后小心翼翼的移植到早已耕耘好、整理好、施足肥料的土地，让其生长。随着实间的推移，老红薯长出新芽，生出嫩叶，然后盘桓延伸，长成碧绿的藤萝。

                大约在夏季4月，一场大雨过后，乡亲们就开始剪插红薯了。记得儿时，父亲挑着畚萁或提着竹篮，赤着脚，披蓑戴笠来到菜地里割回母薯上红薯藤。大家手持剪刀把红薯藤均匀的剪成一棵棵戴叶片的红薯小种苗，整齐的叠在一起。待红薯苗剪出一定数量，父亲和母亲就披着蓑笠到精耕细作的土地插红薯。有时因为数量有些多，父母亲把红薯苗插完，早已天黑。

                红薯生命力强，插下去后施一、二次肥，翻几次藤就可以得吃。记得儿时，红薯藤长出一定长度，父母就要我们去翻红薯藤。在父母亲的吩咐下，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来到红薯地里。蹲在地上，一手拿着藤条，一手扯除藤附在地面的小根，把一根根红薯藤翻传过来。有时藤长长了，但翻藤翻晚了，那藤上伸出的小根附在地面上还长出一个个如铃铛一样的小小红薯，煞是好看。翻红薯时节多是赤日炎炎似火烧的夏季，我们冒着酷暑在地里折腾着，饿了就扯一个红薯生咬着吃，渴了从山沟捧一口山泉水喝。有时还在地里追逐下飞来的蝴蝶，到山上采摘几个野果，到树下吹吹凉风，虽然有些辛苦，但其乐无穷，兴味盎然。

              大约到农历八九月就是红薯收割的季节。其时天高云淡，清风送爽，地里的高梁、包谷、玉米也成熟了，黄橙橙一片。乡亲们大大小小、老老少少扛着锄头，挑着箩筐，持着篮子去挖红薯，一幅丰收喜悦的图景。深秋的阳光照在身上，特别惬意。大人挖，小孩子捡，记得儿时我们把红薯上的泥巴轻轻抹去，把连接红薯的藤条割断，然后把红薯放进箩筐、竹篮里。由于乡亲们勤劳，种的面积又广，产量高，常常户户都能收割几十担。红薯收割的季节。路上、田埂、山坡处处是乡亲们来来往往的身影，好一幅“往来人群乱如麻”的热闹场面。

              红薯挖回去后，它做为乡亲们的主粮，多是蒸着吃，也有烤着吃的、煮着吃，还有插成红薯丝，做成红薯片、红薯干，甚至打成红薯粉的，这便于存放。对吃不完、加工不了红薯，乡亲们则把它们或堆积在杂房，或晾晒斜挂在竹杆，或储存黄土堆中，想吃了就随时而取，如果存储得好，红薯可放半年以上。

              儿时，由于大米小，不能餐餐吃大米。多吃的红薯配套食品。有时母亲头天晚上蒸一大锅红薯，早晨熬一大锅稀饭，我们早中餐时，一手端一碗稀饭，一手持一个红薯。吃一口红薯喝一口稀饭，既简单又不需要送饭的菜。有时母亲煮饭时，在锅子里放一些红薯丝，拌着米煮，煮出的饭叫红薯丝饭，味道自然比纯米饭差，记得儿时不懂事，还为吃上纯白米饭哭闹，父母亲就把他们碗中的米饭分给我吃，他们吃红薯丝（现在回想甚是惭愧）。父母亲去山岭打柴、割草、种田时，常常用手巾包几个蒸的或火灰中烤熟的红薯，饿了就用它们填饱肚子。我读初中时是在离家乡10里多路的罗家，母亲常在我书包里塞些红薯片、红薯干，当中午饿时，那红薯片吃起来很有味。

            红薯根据其味道特色在我乡村分为多种，有瓜红薯、白红薯、芬红薯。瓜红薯果子不大，颜色如老南瓜一样呈黄色，烧烤后冷却吃起来味道很甜；白红薯顾名思义颜色白色，适合生吃，吃起来甜甜的、脆脆的；芬红薯生吃不甜，但蒸烤后如香喷喷的芋头，芬芳四溢。儿时，在寒风凛冽的冬日，我们围在火炉边烤火，饿时，随便从土堆里出存住的红薯垒在火里烧烤，由于火太大红薯常被烤焦。但我们毫不在意，用火夹或木棍将红薯从火炉拨出，冷却一会，拍拍灰尘，就剥开红薯皮撕裂红薯往嘴里送，常吃得手、嘴、脸上黑乎乎、脏兮兮。有时因为兄弟姐妹吵架，互相用火夹棍子将对方烧烤在火炉里的红薯弄得稀巴烂，为此遭到父母亲的训骂，父母亲严肃的告诉我们粮食是养得人大饿得人死的东西，糟蹋粮食就是犯罪，还守着我们要把双方弄烂的红薯吃下……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就是三十多年。三十年沧海桑田，山河巨变。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乡亲们丰衣足食，不再为吃饭发愁，红薯做为乡亲们曾经的主粮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现在，乡亲们虽然有人种但种的很少，主要作为猪食。可就是这作为猪食的红薯曾经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零陵唐高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