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那个特殊年代，许多北京的初中和高中生纷纷来到陕北延安地区贫穷的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的家乡延安地区吴起县也來了不少北京知青，他（她）们吃了许多苦，却为当地群众办了不少好事，我们许多乡亲至今感谢当年的这些北京男孩儿、女孩儿。

  这些來自首都的知识青年亲身体验了延安地区农村经济和文化的落后，便向中央报告了当地当时的真实情况，引起中央重视。不久，便有了北京对口支援延安地区经济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一系列举措。

  其中一个举措，就是北京向延安地区的广大农村援助电影放映设备，以丰富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具体來说，就是把北京支援的电影放映设备分配给每个县所属的每个公社成立的电影放映队，由这些电影队给自已公社的机关及其中学、各大队小队的群众经常放映电影。毫无疑问，远离县城的广大乡村群众对此非常欢迎。各个公社电影队的放映员培训、放映设备的管理与维修，都由本县电影院管理。我就在这样的公社电影队当了近两年放映员。

  我初中毕业时16岁，我所在的公社电影队原來两名放映员中的一位刚好被推荐到外地上学。公社革委会决定，从我们公社中学初中毕业生中选一个同学，接那位去外地上学的放映员的班。事后我了解得知，有关领导贺正旺和郭华老师推荐了我，公社革委会研究同意，随后便通知我去电影队上班。不久，我参加了县电影院举办的全县电影放映员培训班，系统地学习、掌握了电影放映技朮以及放映机、发电机等设备维护的方法。我在近两年的电影放映工作中，与另一位同事一起，多数时间在全公社十几个大队的深山峻岭中奔波，在农村巡迴露天放映电影，亦经常在公社机关大院及公社中学操场上露天放映。放映的影片多为当时流行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以及故事片《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打击侵略者》、《奇袭》、《英雄儿女》等，国外的有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南江村妇女》、《鲜花盛开的村庄》和苏联故事片《列宁在一九一八》等。还有不断更新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闻简报》。无论在乡下农村，还是在公社机关大院、中学操场放映电影，银幕前都是黑压压的观众，观众对看电影的热度一直有增无减。

  能在初中毕业就成为电影队放映员，对我这个贫穷农家出身的小伙子來说，是非常珍贵的机会。

  平时我经常向我们电影队队长，即另一位老放映员虚心求教放映技术和机器维护方法，每次放映电影或操作发电机，我都力求一丝不苟，兢兢业业。而且下乡巡迴放映期间，甲地向乙地转移放映机、发电机、电影胶片盒等器材，按不成文规定，都由甲地派村民转运。但是，当我看到他们派的人年纪稍大或者身体单薄，我都替村民背着发电机翻山越岭。有一次，在攀登一座高山时，我背着沉重的发电机，累得渾身冒汗，还未到山顶便晕了过去，不省人事。说來也巧，正在这时，对面走來一位公社卫生院姓宗的男医生，经过他紧急抢救，才让我转危为安。我至今想念和感激宗大夫。每一轮巡迴放映结朿后，我们电影队回到公社机关，在一段时间里，白天参加机关的学习等活动，晚上在机关大院或中学操场露天放映电影。

  在公社机关期间，我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多次主动拉着放一个很大铁桶的架子车，沿着马路去距机关几里地之外的水泉沟取水。

  我给铁桶装满泉水，将绳套套在肩上，有些费力地拉着架子车回到机关食堂，再将铁桶里的水倒进大水缸里。食堂厨师杨大伯笑着说：“小程，你一桶一桶地帮我拉回了多少水，替我省了多少力气，我怎么谢你哪！”

  “不用谢。我是乡下穷人家的孩子，能有机会工作和生活在公社机关，能多干点活儿，是我的福分！”我对杨大伯笑了笑，接着道，“杨大伯，你只要有什么活儿忙不过來，就叫我！”我在电影队期间，与比我父亲年长的杨大伯成了忘年交的好朋友。

   一次，我又拉装着盛满水的大铁桶的架子车回机关，很费力地上一道坡时，不认识的两个女青年主动跑來在后面推车，让我比较轻松地上了坡。

  我擦了把汗，对她们笑道：“谢谢你们！”

   一位女青年用纯正的北京话笑道“你不是放电影的么，拉水干嘛用哪？”

   “我晚上放电影，白天没事干的时候，帮公社机关的食堂拉水。”我说罢 ，望着她们，“你们看过我放的电影？” 

   “看过，看过。”稍顿，那位女青年又用带着京腔味儿的普通话接着道，“我们是河对岸知青点的北京知青，看你放电影至少有一年了！”

   这两个女知青其中一位中等个儿，留剪发头。跟我说话的这个女孩儿个头稍高，留两条闪闪发亮的小辫，白白净净的脸庞上，五官优雅精致，清秀美丽。她说的北京味儿普通话，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很好听。可我找不到借口继续听她说话，只好又对她们说“谢谢你们，再见！”  

  两个女知青都挥挥手，说：“再见！” 

  我们电影队在乡下农村巡迴露天放映电影，从不卖票，群众可以随便观看。

  在公社机关大院、中学操场露天放映电影，首映某部电影时，观众必须购票观看。

  譬如说，我们电影队从县电影院领回几部还未在我们这儿放映过的影片，就会在公社机关大院或中学操场售票放映。

  售票首映后的电影会免费反复放映数次。

  有些电影，观众看过多次，仍然想看。

  当时首映国产故事片《英雄儿女》，我们电影队队长把刻印好的电影票交给我，让我坐在售票房窗口里卖，一下午卖出好几千张。

  那天傍晚距电影开映前一小时左右，几个北京女知青来到售票窗口前要买票。我一眼认出了帮我推水车、留两条小辫、说话很好听的北京女孩儿，非常高兴地对她说：“我们电影队有赠票，送你几张，你们不用买票啦！”

  “真的吗？”那女孩儿清脆悦耳的声音。

  “真的。”我对她笑道。旋即，我拿起不少于10张的电影票递给她。那姑娘对我笑了笑，说：“谢谢你！”便和她的同伴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售票窗口。

  其实，我们电影队没有赠票，给她们电影票的钱，我随即用自己的钱补上。

  我在电影队放映电影近两年时，又迎来人生的一个重要机会。全国许多专业院校在我家乡招收工农兵学员。我报考了黄河水利委员会所属的黄河水校，并获得公社机关各单位一致推荐，从此阔别了家乡吴起，赶往两千里之外的中原开封求学。黄河水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甘肃野外工作。

  几年后的一天，我接到家里电报，说，我母亲病重，要我速回。

  我万分着急，带上工作几年除每月给父母寄钱和自已生活费用后攒的钱，赶回家里，把妈妈送到县医院住院治疗。

  想不到的是，我和父亲带着我母亲刚进医院，遇上了穿着护士服、带着护士帽的那位说话很好听的北京女知青。她已参加工作，成为我们县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

  她与我简单寒暄几句，旋认真询问了我妈妈的病情、病史，并立即找了有关人员，安排我妈妈住进一个条件较好的病房里。

   我母亲住院后，她跑前跑后，又找了县医院有关专家、大夫，对我母亲的病进行会诊，很快决定做手术。

  手术很成功，我妈妈的身体康复的比较快。

   我妈妈病愈快要离开医院时，我对那位北京女知青说：“我不知怎么感谢你，我想请你和给我妈妈做手术的大夫吃饭。”

  “不用，不用。”稍顿，她接着道，“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内心的感激无以言表，只好说：“谢谢你，谢谢你！”

  “别客气。”她笑了笑，仍然用带着京腔味儿、非常好听的普通话接着道，“如果你还放电影，我想看你放映的电影呢！”

  电影，人们离不开的精神食粮。

  梦回我工作过的电影队，五十年过去，仿佛弹指一挥间。

  十分感谢、想念推荐我去电影队工作的贺正旺前辈和郭华老师！

  那位说话非常好听的北京女知青——美丽的白衣天使，同样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本文作者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