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好事，坏事，实在是很平庸的字眼儿，平庸到它们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虚拟的习惯用语，但凡用到这些词汇的时候，大概没有人真正注意到事情本身的好与坏，只是关注“好”与“坏”衍生出来的实际结果与实际效果，或者说实际的后果，所以，对于这两个词汇本身来说，已经失去了谈论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本文所谓“遑论”说法的来历。然而，尽管是虚拟的词汇，人们还在大量地使用着，说明它们还有一定的生命力，也就有论及的必要，所以，这样的讨论也可以看作遑论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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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这是一句古话，到底“古”到怎样的程度，实在难以考证，再说，考证来历之类的事情也终究是考证家们的事情，非考证家们不好弄斧于班门，只好贯彻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先拿过来，先用，大抵不会有什么不妥。
　　
　　这句话也有说成“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说法虽不同，道理却一样。就这句话本身来看，惩恶扬善的意思显而易见确定无疑，只不过换了一种说法而已，只不过具体化了明晰化了。用“好事”来代表“善”，用“坏事”来代表“恶”，最终还是归到了“善”、“恶”上面，并为善恶论服务，实际上也是回到了中国人的本位哲学体系即儒学体系之中，这样一来，它还包括“真假”，“美丑”，“对错”等范畴。毋庸讳言，“善恶”哲学观是中国人精神思想体系的命根子。从东周中后期（也就是战国时期）的至圣先师孔子首倡至今，这条命根子维系了两千五百多年，如此高寿的“命根子”堪称世界之最了。然而，如此旷日持久的关于“善”与“恶”的说教，对中国人来说是好事，但也未必是完完全全的好事，因为这样的说教至今都没有产生明确的结果。
　　
　　“好事不出门”，尽管有“好事”，但因其“不出门”，在一定程度上也便成了坏事。其实，“好事”肯定是出过门的，它既然具备了“出门”的功能，既然具有作为“舆论”可为传播的最基本的特征，“好事”的“出门”，从根本上说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又“不出门”呢？那是因为出门之后又被挡回来了，是被嫉妒挡回来的。“好事”有“好”的品质，这种品质本该是令人羡慕令人敬佩的，但因为它是从少数人或者别人家门里出来的，那就是“出头的椽子”，那就是“出头的鸟”，都是不应该出现的，这些“出头”完全打破了人们心中固有的平衡或者固有的公平，人们已经习惯了大家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齐头并进的常规模式，所以，起跑之后，事实上很快就没有了跑，因为有人不愿意跑，只想走，并且是迈着方步走，想跑的人必须变跑为走。要走都走，要停都停，要富都富，要穷都穷，固有平衡的被打破，对习惯于固守绝对平衡和绝对公平的人来说是莫大的威胁，也是莫大的侮辱，他们当然就不干了，没出头的人当然不服气，他们希望恢复或重建绝对平衡和绝对公平系统的很理想且很实用的手段和方法就是嫉妒，间或也有打击，于是许多的家庭和许多的人便要齐心协力地嫉妒，也要齐心协力地将刚刚出门的或将欲出门的好事挡回去，或者干脆弄成坏事，于是，新的公平系统和平衡系统建立了，皆大欢喜，重归和谐。人们总是认为，要么大家都要有好事，并让好事都出门甚至还要一起出门，要么，大家谁都别有，谁也没有可为出门的东西，也是皆大欢喜，也是很赏心悦目的和谐。这是我们的祖先们遗留下来的“嗔人有，恨人无”的恶劣习惯的另一种翻版。
　　
　　可是，这样一来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家家都没有好事的时候比较常有，家家同时有好事的时候几乎没有，不可能家家同时“上梁大吉”，不可能家家同时“新人进门”，人人不可能同时“大考得中”，人人也不可能同时“幸获大奖”，至于购别墅，包二奶，“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以及做“裸官”，更是不可能人人同时而为之的“好事”。所以，即便一部分人或者个别人偶然有了好事，也万难有“出门”之日。但是，既然是好事，又不能不出门，好事不出门简直等同于“衣锦绣而趁夜行”，当然就要想方设法让好事出门，比如请客，比如出广告，比如“欢迎参观”，比如不惜巨金请记者们炒作，比如“文化搭台，××唱戏”。这样大肆宣传一番之后，好事终于“出门”了，然而，好事这样“出门”之后也并无合适的去处，四处都隐藏着嫉妒和仇视的眼睛，当然没有去处。没有人真心实意地把这些“好事”当做好事来赞扬来传颂，“好事”只好像孤魂一样在空中游荡，这样的结局是很尴尬的也是很悲惨的，到了最后，大抵都要改呼“南无阿弥陀佛”这样的佛号来收场了，不过，无论翻出怎样的花样，“好事”勉为其难地“出门”而不是自然而然地“出门”——之后，终究没有可靠的去处，即便强行出门，也会死无葬身之地。
　　
　　“坏事传千里”，却是千真万确的，它的千真万确是由于人性之中久治不愈的幸灾乐祸的怪癖或者顽疾。不用说，“坏事传千里”直接而生动地描画出了人性的丑恶。当然，也许有人要反对这样的说法，他们不愿意承认人性的丑恶。也好，我们姑且不纠缠于哲学或者伦理学，让我们求助于科学。
　　
　　我们可以假定“好事”带有正电荷，“坏事”带有负电荷。“好事”的出门遭拒正好说明人性在别人的好事面前也带上了正电荷，这样，同性必然相斥，众怒难犯，“好事”只好不出门。由于“坏事”带有负电荷，而人性正好又带着正电荷，异性必然相吸，“坏事”便轻而易举地广传千里并伴有雷鸣闪电大雨倾盆而尽为人知。设若将其反过来假设，“好事”带负电荷，“坏事”带正电荷，然而不幸，人性所带的电荷的性质是跟着“好事”所带电荷的性质的转变而转变的，人性所带电荷的性质必须与“好事”所带电荷的性质高度保持一致，“好事”一旦带着负电荷，人性也改为带上负电荷，于是，人性的负电荷与“好事”的负电荷必然相斥，和带着异性电荷的“坏事”必然相吸。从客观和道义上说，人性的这种运动方式根本上也无懈可击，因为它始终要站在“好事”的一边，是很冠冕堂皇的，是很“正义”的，是很主流的，谁也不能找到它的不道德和非正义的不合时宜的地方，人性永远是对的，是理直气壮的，有统领天下独霸人寰的绝对强势，谁能说人性是丑恶的呢？
　　
　　从科学上，虽然我们可以完成假设性的也是合理的论证，虽然这种论证的结果与道德说教的结果也不谋而合，但是，我们依然看到了一个我们不想接受的结果：人性在对待别人的“好事”和“坏事”的时候，还是很不幸地表现出了不折不扣的丑恶。
　　
　　“坏事”终归是要“传千里”的，比如高官的“落马”，比如别人家考生的“落第”，比如家庭的解体，比如负债累累，比如别人的获刑，比如下岗和失业，比如企业的破产，比如被火烧，比如被贼偷……真是不胜枚举，人性的幸灾乐祸的劣迹总是在别人的“坏事”发生时毕露无疑。
　　
　　有些事情，我们也很难分辨其本来面目，不知道它们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也就不能确定它们到底该“出门”还是不该“出门”。被高官富贾包养的二奶代表“好事”，站街卖淫的娼妓却代表着“坏事”，因为经营方式和“合作伙伴”的不同而身份截然不同。“小凤仙”被蔡锷包养是“千古知音最难觅”，是“千古绝唱”，是“好事”；一个为了生存才去“接客”的女人却要和治安人员周旋，动辄还要被罚款和拘役，是“坏事”。在我们的社会中，这样泾渭并不分明的地方还有很多。当代意义上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也会遭遇两难的境地，一些事情，对一些人来说是“好事”，便不能“出门”，对另一些人来说又是“坏事”，不仅可以出门，还能“传千里”。群众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集体上访是“好事”吧，但不能出门，即法律上虽然允许上访，但事实上不允许上访，一旦侥幸上访成功了，消息也要被封锁。强奸民意、违规行政、违规执法是“坏事”吧，按照常规是该“出门”的，但有些人最不想让其“出门”便千方百计地阻挠它们“出门”，然而纸不包火雪不埋人，这些“坏事”终究“出门”了，并且广传千里——事实不能被抹杀，真正的内动力不能被长期压制。把国有资产卖给开发商修房子又哄抬房价，解决“安居”问题显然是好事，而转让之后得金几何，去向何处，从没有人向公众交代，国有资产的继续私有化也是不容辩驳的正在形成的事实，这些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该“出门”还是不该“出门”呢？好好的良田耕地，人为地变成荒地，再对荒地“开发”，建设新城区，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把矿产资源开采权出卖转让给私企，耕地尽失，流域污染，移民千里，广大民众还看不懂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是“好事”还是“坏事”，也未可知，该“出门”还是不该“出门”，更未可知。
　　
　　如果人人都想千真万确地活着，大概不会不关心生活中的这些“好事”和“坏事”，不会不关心每个人对待“好事”和“坏事”的心态吧，至于“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什么时候能够变成“坏事不出门好事传千里”了，我们国民的民性大概也就实现了“颠覆性”的变化或者“飞跃式”的发展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大可不必担心自己在某一天做了“出头的椽子”惨遭锯掉或者做了“出头的鸟”而被射落，我们才能放心地面对属于自己的隐私和不幸，才能真正地关注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才能自豪地展示自己的成功和荣光了吧。
　　
　　2011-6-23作于未末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