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毛》是汪曾祺写于一九八一年的短篇小说，情节很简单：文嫂的三只鸡被偷了，然后隐藏在背后的意蕴却十分丰富，小说写的是一九四零年左右的事，也就是说《鸡毛》是汪曾祺回望四十年前在西南联大的生活，而后结合四十年来的经历铸就的一部小说，短而精。

与汪曾祺其他的文章类似，《鸡毛》的语言与整体内容都十分平淡，然而和其他文章不同的的是，平淡后面却是暗流涌动，是两种文化的不断融合、不断冲突。“文嫂”是何许人也？她是一位与西南联大整体氛围格格不入的乡村妇女，可以说她是乡土文化的隐喻。西南联大的新校舍“原是一片荒地”，但是也有几户人家，“荒地”意味着未被开发，保留着原始状态的地方，这其实是汪曾祺心中的乡土地域。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他的文章受沈从文的影响很大，沈从文建立的湘西地域正是一个未被都市文明“污染”的“荒地”。文嫂“虽然没有知识，但是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她的所作所为，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这是汪曾祺将他的“湘西”投射在文嫂身上的体现。同时，汪曾祺在1940年至1980年期间经历了很多，他知道未受都市文明侵袭的乡土地域少之又少，于是他的《鸡毛》选择直面现实，反思现实，而不是去建立一个纯粹的乌托邦。而西南联大这个主体则是都市文明或者说新文明的代表，西南联大主要由知识分子构成，无论是出生城市或是出生农村的知识分子实际上都已经脱离了乡土文明，而踏入了新文明之中。

依据托多洛夫的观点，文学作品的叙事一直处于“平衡——平衡被打破——新平衡——……”的过程，在这篇小说中体现得极为明显。起初，“荒地”的独立存在是一种平衡状态，而西南联大的“闯入”代表着异己文明的侵入，导致原有平衡被打破。 “住户呢，由学校出几个钱，都搬迁了”，平衡的打破需要建立新的平衡，于是西南联大出钱让原住户搬迁，终究抵不过金钱的魔力，大部分住户都搬迁了，原有的文明几临崩溃。而文嫂却“说什么也不搬”，成了建立新平衡的一大阻碍。文嫂作为此地文明的最后坚守者，虽格格不入却默默坚持，大概是 汪曾祺内心的寄托与希冀。新平衡如何建立？“联大的当局是很讲人道主义的”，没有逼走文嫂，并且还替她盖了新房，文嫂也同意了。文嫂的“妥协”表现出两种文明交融的可能性，面对异己文明释放的善意，文嫂没有抵制。文嫂的要求很有意思——“再给她盖一个鸡窝”，“鸡窝”是什么？是乡土文明的代表之一，是属于乡村的独特“文物”，乡土文明需要一个寄托，在这里呈现为“鸡窝”。同时，鸡窝作为鸡的家，也暗示着此为乡土文明的家园，是文嫂的心灵归处。同时文嫂“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她已经逐步适应了在此处的生活，在新的文明中求生，但是适应并不代表完全融入，“文嫂虽然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但是大学是什么，这有什么用，为什么要办它，这些，她可一点都不知道”，文嫂的“不知道”即是两种文明不能完全融合的结果。

这样的平衡维持了很久，但是也被慢慢打破了。首先是物质上的失衡，“先生们现在可没有赚大钱，做大事，而且越来越穷，找文嫂洗衣服、做被子的越来越少了”，文嫂的经济来源缩减，与异己文明的交集也变少了。幸运的是，“她还有鸡，而且她的女儿已经大了”，女儿嫁了人，并且女婿待母子很好。但是，随后来的精神上的失衡成为了致命性的打击。金昌焕，一个外表斯文，内心却虚伪、冷漠、自私、吝啬与功利的人，他是都市文明“恶”的一面，外表的文饰并不能掩盖内心的丑陋，这样的人在都市文明中不计其数。他偷了文嫂的鸡。起初文嫂是不知道的，只能干着急，被异己文明压抑的她也不能“王婆骂鸡”，知道打扫卫生，才在金昌焕的床底下发现三堆鸡毛，“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孤单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被压抑的情绪终究还是爆发了出来。“鸡”其一是作为文嫂的经济来源，其二则是乡土文明的最后见证者。孤零零的文嫂只有熟悉的鸡为伴，鸡已经成为了她的朋友，她的依托。“鸡”也是乡村的“文物”，“鸡”的被偷与死亡是两种文明矛盾冲突的结果，是偶然也是必然，表面的平衡也无法再维持，最终被彻底摧毁。之后的事情汪曾祺没有交代，然而我们却可以想象，精神世界收到摧残的文嫂该何去何从？两种文明的融合似乎已不复存在，文嫂的坚守始终抵挡不住外来者的侵袭。文嫂代汪曾祺发出了控诉与斥责，以及对逐渐消逝的文明的痛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汪曾祺，文革结束后汪曾祺，将叙事的焦点聚焦在四十年前的西南联大，是对四十年来的反思，也是对过往的怀念。当都市文明逐渐侵入乡土，曾经熟悉的乡土已然变得陌生，许多“文物”的消逝，文明之间交融、冲突，乡土文学的叙事逐渐变得困难。汪曾祺沉默的控诉是一个文学家内心留下的泪，当乡土叙事成为困境，未来的乡土文学的道路如何？都市文明所带来的精神异化是否会全面侵蚀故土?两种文明怎样才能和谐共存？这是汪老先生思考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该延续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