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面》是俄国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的作品，他在这个几千字的文本中勾勒出了一个小小的世界，并且在风趣与出人意料中融入了自己的思考。契诃夫的作品一贯被称为“批判现实主义”，这篇小说也不例外，它对名利场的讽刺与《变色龙》异曲同工，在空间建构与身份建构的部分尤有建树，例如阅览室这一空间和假面这一物品，都是一种独特的符号。

《假面》采用的是俯视角的叙述方式，叙述者并非是在场的人物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处于画面之外的旁观者，因而叙述者所知并不比在场人物多，但是他能够俯瞰全貌，给读者以冷静的观察者之感，因而具有“审视”的作用；同时在某些时候偏向于在阅览室中人物的视角，悬疑的不断出现与最后破解形成了强烈反差，产生了强大的叙事张力，使得文本更具艺术魅力。

叙事空间在文本中总是发挥着隐性作用，文本中“阅览室”就是主要的叙事空间，虽然在整个情节中都退居幕后，但是它的社会指向性却十分明显。与阅览室相互联系的是文本中所提到的“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的领域，有人在里面看报与休息，它与外界的舞厅截然对立，一边吵闹、浮躁，一边则安静、沉稳。两个空间本来被门所隔断，是互为封闭空间的存在，而随着“一个肩宽背厚的敦实的男人闯进阅览室”，两个独立的空间被强行联结，阅览室的安静也被打破，矛盾也随之产生。此刻的阅览室与从舞厅进来的人形成强烈的反差，“孔雀毛”、“烈性甜酒”等等都是不属于这一空间的物品，而男子的话语也是由舞厅带来的“粗鄙”话语，极强的侵略性导致了阅览室“主人”们的激烈反抗。这背后也是一种权力的抗争，一旦自我的权力被他者侵犯则会引起对权力的极度维护。而矛盾的最终爆发则是“插孔雀毛的男人稍稍挺起身子，从眼镜先生手里一把夺过报纸”，“报纸”不同于阅览室这个大环境，它在知识分子的掌握之下，更是一种身份的隐喻与象征，即他们最后的底线，而男人却对这个物品不屑一顾，事实上是对他们的身份地位的轻视，反之其实是对自己身份地位的傲然。在自己的领域范围内被触犯底线，可想而知知识分子们是多么愤怒，然而这种愤怒却在后文被轻轻戳破。

“假面”在文本中是极为重要的道具，作为面具具有遮蔽的作用，将男人的身份地位完全隐藏，而知识分子却未戴假面，身份地位摆在明面，两方形成了信息差，这也是小说戏剧性的起点。以摘掉假面为中心点，“知识分子”及警察们的态度形成了强烈反差。为何男人要戴着假面闯进阅览室？不戴假面不是能直接得到他人的“尊重”吗？这可能是处于高位的皮亚季戈洛夫的恶趣味，同时也是对自己身份的自傲，通过他者进行自我身份的建构。皮亚季戈洛夫戴着假面以及穿着强烈身份暗示的“马车夫的号衣”，使得知识分子以及警察们在潜意识中将他当做地位低下的人，而忽略了在他身后的仆役以及两个女人（指向其真实身份）。他们在对峙中显然是带着将皮亚季戈洛夫当为下等人的态度，他的行为（撕碎报纸）显然被他们当做无视自己身份地位的象征，所以对他恶语相向以及颐指气使。当知识分子将值班主任以及警察叫来时，双方冲突上升到一个极点，表面上他们的权力更为强大，取得了压制性的胜利，而在假面摘下之后，皮亚季戈洛夫的真实身份显现，一个简单的动作使得两方的地位瞬间形成反差，知识分子以及警察瞬间谄媚，两个极点的转化带来了强大的张力，这就是小说中的戏剧化效果。假面的效果是遮蔽身份，事实上它也起着“去蔽”的效果，他们认为皮亚季戈洛夫的行为是“无赖”的行为（事实上确实如此），身份的遮蔽使人的真实性情呈现出来，通过对他人身份的臆想以及指向性行为而建构起自己的身份，这是人的本性。皮亚季戈洛夫显然具有更高的身份地位，因而接受这种反差极大的态度使他愉悦，并且更加凸显自己的身份地位所带来的一切效果。

从叙事学与身份建构的角度能够将《假面》的潜在逻辑及结构表现出来，《假面》通过一个假面将名利场上的弯弯绕绕的复杂权力关系呈现得淋漓尽致，短小的文本却蕴含巨大的文学力量，这就是契诃夫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