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曹禺的四大戏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些剧作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情节——出走，但是这些“出走”的结局各有， 有的是明显的失败，有的是模糊不清的开放式结局，也有出走而又回归的……笔者将对剧作中的“出走”情节进行简要分析，并从中挖掘作者的创作心态与创作原因。

一、出走情节分析

在曹禺笔下的四大剧作中，出走者分为两类，一是在行为上有“出走”这一动作的人：《雷雨》中的周萍、周冲、四凤；《原野》中的仇虎、金子；《北京人》中的曾文清、瑞贞、愫方。二是虽未有具体出走行为，但是在思想上有“出走”行为的人：《雷雨》中的蘩漪、《日出》中的陈白露。

在曹禺所有的“出走”模式中，都有逼出走者出走的存在，他们或活着或已然死去，但是他们所隐喻的事物像个永恒的囚笼，不断地压迫着人们。蘩漪所面对的囚笼就是周朴园和周冲——即封建家庭制和伦理冲突。蘩漪是压抑的，她被周朴园掌控着（无论是生活还是思想），从一个小细节中可以看出周朴园的囚笼有多么残酷：她的喝药都被周朴园安排着、逼迫着。周朴园站在一个绝对的封建家长的角度对妻子儿女进行严格的管控，但是蘩漪虽然是个旧时代的女人但是她接受过新式教育，她心中有一团抗争的火焰——她与继子周萍在周朴园的背后谈恋爱。于是又牵引出另一个囚笼周萍，周萍虽然与蘩漪有恋爱关系，但是他是懦弱的，不敢反抗自己的父亲，并且受到传统伦理的约束，他抛弃了蘩漪而选择了四凤。蘩漪受到双重压制，内心早已压抑到了极点，而那团抗争的火焰要把这压抑点燃：“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火口，热烈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我过去的是完了，希望大概也是死了的。什么我都预备好了，来吧，恨我的人，来吧，叫我失望的人，叫我妒忌的人，都来吧，我在等候你们。”她的思想早已打算出走，逃脱这样一个可怕的囚笼，但是她的爱与恨又将她栓在这里，她的反抗是不彻底的，所以她的出走方式转变成了毁灭，她想毁灭一切。她的出走失败了，她的毁灭想法成功了，死的死疯的疯，连她自己也被毁灭了。周冲与四凤的出走更为简单，四凤得知自己和周萍、周冲都有血缘关系后产生了崩溃的心理，周冲亦如此，他们以实际行动想要逃出这个可怕的家，而结果却是死亡，这背后隐藏着一个逻辑——封建家庭制度与传统血缘伦理在那个时代是不可战胜的。

《日出》中的陈白露面对的则是金钱权势与地位的囚笼。无论是未曾露脸的金八还是她所依附的潘月亭，他们都是金钱、权势与地位的象征，上层人把握着权钱利，而下层人（小东西、翠喜等等）被上层人压迫剥削，构成了一个残酷的社会。陈白露的出走是她想要拯救可怜的小东西，但是她失败了，因为她只是上层人的一个配件，她没有金钱权势，她没有获得这些的能力，她只能依附他人。“损不足而奉有余”，这常常被用来描述《日出》里的这个小型社会，它所折射的也是那时候的整个社会状况。从方达生这一角色的故事中可以得知陈白露曾经也是一个天真美好的女孩，直到来到了都市，被都市文明慢慢腐蚀，慢慢囚禁，慢慢离不开上层生活，成为了著名的交际花，她的美好理想终究是被现实压制到了底层。她的“出走”也失败了，她也失去了一切，她用服安眠药自杀来承担后果。即便没有自杀，陈白露不可能和方达生走，她只会耽于享受，小东西的事也只会被她压在心中，随着时间逐渐消逝。

《原野》中的仇虎和金子所面临的困境是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仇虎怀着复仇的心来到焦家，不料仇人焦阎王已经死去，于是他的仇恨随着“父债子偿”的传统观念转移到了焦大星的身上。怎奈冤冤相报何时了，这样的观念和行为只会导致最坏的结果出现，无辜的焦大星被害死，连他的孩子也被仇虎设计而死亡。传统的复仇思想观念将仇虎牢牢控制住，将他的仇恨推至顶点，使他失去了理智和善心，做出了无法挽回的事。他在出走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幻觉，甚至出走是在原地转圈，根本没有走远，这也暗示着他的所作所为使他不再被社会接受，自己的内心也在善性的觉醒下备受煎熬，他最终选择了用自杀来逃离。而金子的出走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来自婆婆的家庭压迫，婆婆的传统观念“红颜祸水”使她一直看不上甚至讨厌金子，并且金子抢走了她唯一的儿子更让她忍受不了；另一个则是金子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她一直想去一个“金子铺路的地方”，在那里她能幸福地生活，但大家都知道那是虚无缥缈的罢了。金子并没有罪大恶极，她做的唯一“出格”的事就是抛弃传统婚姻，跟着仇虎走，追求自己的爱情，所以她的结局与仇虎不同，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但我相信她的出走会是成功的，因为她有着对幸福生活的渴望。

《北京人》中愫方和瑞贞的出走则是对传统家庭的反抗，对自由的追求。传统势力的代表是曾老太爷曾皓和他的儿媳曾思懿，但是与其他剧组不同，《北京人》中又有新思想的代表——袁任妇女、曾霆。新与旧的对抗，最后胜利的只会是符合时代发展的新思想，所以愫方和瑞贞的出走是成功的。

二、 作者的创作原因

作家的大部分创作都是潜意识的，可能在创作时期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而像这种频繁出现的“出走”情节，则几乎可以很肯定是在作家曹禺的潜意识里有这样一个模式的存在。

曹禺自幼丧母，父亲与继母沉迷鸦片，并且父亲的脾气在官场失意后变得很坏，可想而知，曹禺童年时期的生活是十分压抑的。这种生活只会让人想要逃离，童年的创伤使得曹禺的潜意识中存在着“出走”这一幻想。他少年时期最爱去火车站，这也是他想“出走”的外在体现。同时《原野》中金子想要去的地方，《北京人》中的“北京人”这一形象和愫方、瑞贞要去的地方都是曹禺内心的折射，他内心深处想要把小时候的自己拉出沉闷的家庭。但是同时他又无法脱离家庭，这种矛盾使得许多人物出走都失败了。其次，中国古典作品和外国戏剧也对曹禺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水浒传》《西游记》、莎士比亚、易卜生等等，这些作品也存在着出走的情节如《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出走反抗等，这些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