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字拆开为人夹。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时代，人处于夹缝中，不平则鸣，横刀而立，是为侠。
　　
　　人之为侠，必定是站着的人！他们有着顶天立地的人格，有着宁折不弯的脊梁，有一腔浩然正气。他们无法容忍不公与欺侮，在一片好死不如赖活着，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大丈夫能屈能伸，枪打出头鸟……鼓吹逆来顺受的大环境中，他们偏要我行我素，意气用事。他们不当“好汉”，不当“俊杰”，不当“大丈夫”，他们只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为了冲破头顶迫人屈膝的铁丝网，他们宁可打七伤拳伤人自伤，宁可同归于尽玉石俱焚，甚至鸡蛋碰石头、玉碎石安好，也要全力以赴，放手一搏，而绝不屈尊辱节，苟且于压迫。
　　
　　在中国漫长的帝王制社会里，森严的等级制度催生侠文化如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
　　
　　从横逆困穷中的不平则鸣，到“侠吾侠以及人之侠”，以至即便自己衣食无忧，眼见好强欺凌弱小，也能拔刀相助。这样的“侠”就明显注入了“义”的成分。至于急国家之急，毁家纾难；朋友有难，鼎力相助；以至讲求哥们儿义气的“任侠”气，也都是“侠”了。
　　
　　但无论是为自己，为弱小，为朋友，为国家，侠者出招，必是孤注一掷，以命相抗！有侠的地方，就有挥也不去的浓烈的悲剧色彩，就像那火红的残阳，震撼而满含沧桑。
　　
　　在森严的等级社会中，这怕是站着的人唯一的选择了！
　　
　　假如一个社会能够建立合理的沟通渠道，使身处不平的人可以通过温和常规的方式讨回正义，又哪里还需要呼唤侠客们去以武犯禁呢？庆幸的是，人类天才地确立了公民立法，宪法至上……这一系列伟大的原则。我以为，人们再也不必为公理、正义而流血牺牲了。遭遇不平的人通过付诸法律，公堂对簿，定能辨明孰是孰非，而最终实现社会自净。
　　
　　可是在当今法制的中国，民间竟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杨佳、邓玉娇这样被称为“侠”的人，我由是不知道该怎样定位这样一个“特色”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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