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天一个叫杨立学的人，他讨薪的事，萦绕在我的脑子。连着两天看央视新闻里播报的记者走基层—杨立学讨薪记，不禁唏嘘。杨立学，一个来自大巴山深处的50岁汉子，干了大半年的建筑工作，快过年了却要不到工钱。这工钱可是他一年全部的收入—年近80的老母亲病重需要医治、先前借的3000元需要归还、一年的生活需要安排、这个年也得过啊！他很不幸，老人病在床上，借的钱除了感冒了花去200，其他2800全丢失了！
　　
　　他要不来工钱无法回家，钱丢了似乎断了他生活的路。他和另一个工友爬上塔吊欲以此引起关注，虽然引起了关注，但人下来又冻又饿病了。他被好心的工友收留。他只能吃白米饭没钱吃菜。政府工作人员在努力工作，但成效不大。老板有老板的理由，工头有工头的原因，只有杨立学他们干了活得不到报酬，好像说不出多少新鲜道理。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拧巴着的，有理的就是说不过无理的。
　　
　　杨立学讨薪具有代表性的，是我们表面歌舞升平繁荣兴旺的背后，有多少像杨立学一样的劳动者的苦苦支撑，有多少像杨立学一样的人的辛勤劳动得不到社会的即时承认。本来，像杨立学这样的劳动者在社会大家庭里应当得到尊重、应当得到自己应得部分的。但现实却是他们被边缘化、被遗弃了似的。看着他大口吃着白米饭的样子，看着他接到家乡侄女电话因为没钱为母亲救治而潸然泪下的模样，我的心也酸涩起来：他与我差不多年岁，他的日子过得如此栖惶，难道他是不勤劳不努力？
　　
　　杨立学像是一面镜子，照着我们的社会，照着我们的人心。节目里说，他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捐助了500元，而他们的老板也才捐了200元。他说，灾区那么惨，捐些是应当的，我不过是多打几个工嘛！当初，我也才捐了500元。跟他相比，我只能脸红。
　　
　　我想起来，前年单位组织为灾区捐献活动中，一名年轻的公安干警刚刚在我们办公室里说：我捐个啥，才不呢。后来我去组织考核，他竟然大言不惭地说“参加了捐助活动”。我想到，前几天单位那位夫妇都拿着不低的固定收入开着刚换的20多万新车的人还为争一个节前被慰问的“特困”名额而怨愤单位办事人员。特困，在我们这里成了某种待遇，而不是对真正困难群体的救助；拿到救济补助的人不是感谢国家组织，而是进一步印证“大找大待遇，小找小好处”的真理！
　　
　　在老杨讨薪路上，那位叫杨炳新的工友也感动着我。他收留了老杨，他没有更多能力，也没有啥理由，“天下工人是一家，看他那样，不能不管。”也许，今天工人阶级的品质就在这些新式工人身上，而大多工人有产之后，都淡漠了人情。问问城里人，有几个人能好心收留落难的弟兄？谁能像这位老杨一样想到，天下工人是一家？在好些人听来，这好像是好几个世纪以前的语言了。这种纯真质朴，这种深明大义，留存于社会低层的劳动者中间，显得弥足珍贵。这才是我们这个社会应当发扬光大、弘扬传承的东西啊！
　　
　　从引起社会关注开始，那位劳动监察大队小伙子就帮着杨立学他们讨薪。虽然他在尽力，但讨薪之路曲折艰难确实超出常人想象。政府有了一厅式办工，有了更多介入，但是对于杨立学的讨薪来说，并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节目播出了两天，还没看到结果。当然，我感觉结果应当是圆满的，因为上了电视，有了政府、媒介、企业各方的更大关注，事情总得有个合理交待。
　　
　　但这件事的出现还是让人非常遗憾。农民工薪资问题，前些年就有轰动一时的打工者找总理讨薪的事，保证农民工能拿到劳动收入的事情还上了全国“两会”，随后各地建立了许多解决农民工薪酬的方式方法。但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对于农民工切身利益方面的事，有些地方只是做了些表面文章，并没有从根本上提出解决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薪酬的措施，而只能发生问题了再做处置，显得极其被动。中央关于切实保障农民工利益的政策措施，多数都没有得到落实。也许，这也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吧。有多少好政策好方针，落不实或不落实是常态。
　　
　　然而又要感激记者下基层活动的开展，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杨立学们的生活状态，让更多的人知道，在我们的社会中，不少人天天过年，花天酒地，一掷千金，把粮食不当东西；也有不少人为劳动所得奔波，为吃饭发愁，看不起病，过不起一个丰光的春节。
　　
　　衷心祝愿杨立学们龙年好运，多挣些钱，老母亲的身体好起来，他自己健健康康，平安顺利！
　　
　　2012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