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升官不成便腐败，这不仅是在向组织抱怨和撒娇，更近乎一种赤裸裸的政治讹诈。勿庸讳言，这种失衡的心态已经演变成为一种严重流行的官场病。而这种病，是长期以来，我国干部任用体制对一些官员的纵容惯出来的。文强的“悔过”极具警示意义。

　   中国作家网报道：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已走近人生末路。他在悔过书中用大段篇幅发牢骚，把自己腐败的原因部分归结为仕途多年原地踏步，没能升官（6月1日乐山晚报）。不升官就要腐败，组织上不提拔就不会安心工作”，这种逻辑思维真让人大开眼界，也令人对贪官们难填的欲壑唏嘘不已。多行不义必自毙。身为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文强本该是重庆人民的保护者、守护神，却成为重庆黑社会的保护伞，庇佑六大黑帮；把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变成了换取金钱和享受的筹码，共受贿1625万余元，此外还有1062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文强在狱中写的“悔过书”，述说的腐败理由固然让人一笑，但曝露出来的问题却是值得我们警惕的。追溯归底，我们在制度防腐上还存在不少的漏洞。在现实中，大量地方和单位存在“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疲软和下级监督不敢”的问题。在权力受到的约束不够强大的时候，少数官员的贪腐其实不需要理由，因为他们可以轻松地以各种冠冕堂皇的说辞，来遮掩或“漂白”自己的贪腐行径而不受追究。只有在权力受到了强力制约甚至制裁的时候，贪腐才需要绞尽脑汁地寻找理由和途径。就像文强这样，在位时不会想到为自己收受的礼品黑金寻找借口，只有在东窗事发后，才需要以多年未受提拔为由，来为自己辩解。
　　当然，像文强这种类型的贪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临死之前都要找点“由头”。原海口市交通局局长吴淑楷，共受贿24次，受贿总金额高达100.9万元，其落马后声称：妻子当时得了癌症，花费巨大，自己收受贿赂是为给妻子治病，是“非常之急”。这个腐败理由和文强的理由“有得一拼”。某贪官落马后声称，自已受贿是为了“杀富济贫”；某贪官落马后声称，“受贿完全为情妇勒索”，还有某贪官称，行贿的人“都是含着眼泪让我把钱收下的，我觉得我不收就对不起他们”。类似的腐败理由，让社会公众打心眼里唾弃。
　　他在悔过书中痛悔自己醒悟得太晚，同时把自己腐败的原因，归结为仕途多年原地踏步，导致思想上不能正确对待，产生不满情绪，升官不成就乱用权。由于“官本位”在一些贪腐官员的大脑中根深蒂固，官位承载的现实利益太多太重，一担竞争失利，难免痛感委屈失落、伤心绝望，这是贪腐官员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若不能及时调节好心态，就会像文强一样走向腐败堕落。这就涉及到官位竞争失利者的心理健康问题，今后有关方面应当及时安排专业人员对他们进行一定的疏导。
　　贪污腐败竟是因为晋升遇到了“天花板”，这种“文强式”的悔过牢骚在贪官中并不鲜见。升官不成心态失衡，就报复性地腐败，以腐败补偿升不了官的郁闷，文强不是第一个。不少落马的官员都在忏悔时吐露过，这种走上贪腐之路的心路历程。如因受贿罪被判刑的重庆万州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原局长余某在忏悔书中说：自己贡献大，付出的多，得到的少，内心开始变得不满足。另一位落马贪官，重庆奉节县移民局原党组书记石某说：自己感到年龄偏大，身体欠佳，提拔重用没希望了，思想上就产生了消极情绪，滋生了乘晚年权力在手的时候捞点“外水”，攒点积蓄，为老年生活奠定点基础的邪念。在文强看来，只有一直坐在直升机上，才能满足他的自恋心态。否则被别人飞在了前头，就只能诉诸炫耀来一展风采。即然高升无望，何不在位时，好好地炫耀一下呢！不是有市委书记上任要举行声势浩大的阅兵仪式，有县乡政府大楼要么仿天安门，要么造白宫么。对于文强，则是快速豢养黑帮、坐大逞强。尽力做好黑帮的保护伞，成为名符其实的老大。一色的黑西装、黑墨镜，壮观的仪仗、威武的警卫、唯唯诺诺的秘书、尽职效忠的下属、职能细化编制庞大的下属单位，进出前呼后拥、帐下一手遮天。这等威风，才能享受其他官员望尘莫及的荣耀和虚荣。
　　文强接受法律制裁，是法有明文、刑当其罪、罚合其责。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彰显了法律公平正义的精神，更体现出我们党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决心。对腐败分子，不论职务有多高，不论贡献有多大，都决不姑息。文强接受法律制裁，应该引起很多人的警醒，也应该引起很多人的深思。同时我国要进一步加强预防制度建设，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建立健全预防腐败信息系统，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形成有效预防腐败的长效机制。做到预防腐败从官员的“不想贪”，到制度设计的不敢贪不能贪。把“贪腐”消灭在萌芽之中。正如国务委员、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孟建柱在全国公安机关反腐倡廉建设会议上所强调的那样，各级公安机关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做一个政治上的“明白人”、经济上的“清白人”、作风上的“正派人”，始终保持人民警察的高尚情操。
　　文强严重违法违纪的原因和教训，应当说是多方面的。有客观上的，但更重要的还是主观上的。客观上的东西毕竟是外因、是表象，是变化的条件。真正起作用的说到底是内因。外部消极因素的作用，复杂环境的影响，只是他产生腐败行为的起因。但自身免疫力、抵抗力的减弱、丧失，则是他腐败行为生成的最重要基因。不升官，就腐败，这是一种报复方式。这种“报复性转化”的二元思维在官场似乎很是普遍。从众多倒下的官员中我们不难看出，支撑这些人当官的有两大驱动，要么升官，青云直上，鸡犬升天，用高高在上的权力荣耀感滋养内心的虚荣；要么发财，财源滚滚，日进斗金，用金钱满足感填充当官的价值。要么为权，要么为钱，这是有些贪腐官员不惜一切代价追逐官位的核心目标。虽然两者很多时候是重合的，掌权即想捞钱，捞钱是为向上爬，向上爬是为捞更多的钱。但当其中一方面的欲望未得到满足时，他们会理直气壮地去贪污，并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补偿：不让我当更大的官，总该让我在现有的位置上捞点钱的实惠吧。所以说，“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这是一条具有深刻哲理的古训。文强当庭悔过，反省堕落原因，能够大谈“主观因素”也是一种“幡然悔悟”的实话实说。他希望今后再也没有政法民警站在他今天站的位置上，更是一种“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忠告，值得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深思和感悟。
　　升官不成便腐败，这不仅是在向组织抱怨和撒娇，更近乎一种赤裸裸的政治讹诈。勿庸讳言，这种失衡的心态已经演变成为一种严重流行的官场病。而这种病，是长期以来，我国干部任用体制对一些官员的纵容惯出来的。文强的“悔过”极具警示意义。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原来是政法战线一位让犯罪分子胆寒的公安干警，也曾经是一位英雄人物，最终却走上了违法犯罪的岐路，应该警钟长鸣。他本应是黑帮的克星，但却沦为了黑帮的保护伞，犯下的一系列罪行让人触目惊心，这样的高官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备受全国瞩目的“文强案”，在法院结案宣判时，法院大门口早就聚集了近千市民。当文强一审被判死刑，二审仍然维持原判后，不少市民奔走相告，拍手称快。文强被判死刑，也再一次向人们展示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刚性”：不管你是任何人，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不管你处在多高的职位，只要你胆敢以身试法，注定要身败名裂。文强从功臣沦为罪人，也再一次警醒那些手握实权的官员们：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如果滥用，终有一天要受法律的制裁。
　　从文强的悔过中分折，他把“升官”与“发财”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手里的权力是一根置换经济利益的魔杖，“立警为公”也好，“执政为民”也罢，统统不过用来忽悠百姓的口头禅而已。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文强“升官不成就腐败”的悔过，实际上是一种苍白无力的狡辩，由此产生的“娱乐效果”远远大于教育意义。一想起辉煌的过去和惨淡的现在，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情妇反水，人财两空，尤其想到自己要被处以极刑，昔日铁骨铮铮的硬汉，伦到今日的阶下囚能不落泪吗？能不觉得自己十分可怜凄惨吗？为了活命，他能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悔悟吗？文强的结局，就是那些手握重权的官员，以及那些正在贪，或者准备贪的领导干部的一部极有说服力的反面教材。
　　(2010-06-0409:35:11)

【责任编辑：田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