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节，张富贵老两口是在城里过的。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城里过年。
　　
　　他们的两个儿子已经在城里生活了许多年，前些年，每逢春节两个家庭都会开着小车回到家乡陪老人过年。那几天他的老屋可算得上是“蓬荜生辉”，门前停着两辆锃亮的轿车，儿孙们身穿着整洁的名牌服装在老屋里进进出出。今年，大儿子张平的儿媳妇刚生了个宝宝，那个出生在大城市里的媳妇以前就因为怕老鼠不愿意在老屋里过宿，今年无论如何都不肯回来，因为她听人说老鼠最喜欢啃婴儿的鼻子。张平没办法做通小一辈的思想工作，就只能跟老爸老妈商量，要他们到城里去过年，老两口看在重孙子的份上就很爽快地答应了。
　　
　　张平居住的那座城市虽说叫上海，但距离上海市中心还有好几十公里，那里原来是江苏的一个县城，是上海扩容时被兼并过去的，现在是上海市的一个区。张平没上过多少年学，初中只读了一年就当了农民，后来就早早地结婚成家。上世纪80年代，已经有了两个女儿的他还想再生个儿子，那时候正是计划生育最最疯狂的年代，生两胎就算违法，哪里还谈得上生三胎？铁了心要想生个儿子的张平就将两个女儿和承包田全丢给了爸妈，带着他的婆娘去了江南。一开始，夫妻二人只是小打小闹地置办了一条不是太大的水泥船替人家装运石子、黄沙，没过几年船越做越大，竟然换成了一条载重几百吨的铁驳船，后来又上岸开了一家砂石场，当起了房地产材料供应商。这些年，不但在外面如愿以偿地生了儿子，娶了城里的媳妇，现在又添了孙子，而且还成了身家千万的老板！
　　
　　腊月二十七的那天下午，张平的儿子张传发就一个人驾车回到了苏北老家，按照事前的约定，明天下午爷爷奶奶将跟他去上海过年。这里腊月二十八有一次祭奠先人的习俗，要在中午办一桌饭菜，将家族中的亡灵请回家中吃一顿辞年的饭，焚化一些纸钱，家里人再依次对着饭桌磕三回头。现在，住在城里的人大都不再搞这种仪式，顶多是拿些冥纸或折些元宝在楼底下的空地上象征性地烧一烧。因为张平弟兄都不在家，老两口只好将这种传统的风俗习惯一直坚持到现在，张富贵也曾在烧纸的时候向先人们表示过他的无奈，他说：“等到哪一天我也过去了，你们也就没‘饭’吃了，不过，我还会领你们到他们的楼下面去拿点钱的。”
　　
　　第二天上午，传发就帮爷爷提前贴好了对联和花边，烧过纸，吃过饭，锁上了老屋的门，爷孙三人就上了路。这里到上海的距离有近三百公里，为了带老人去过个年，也算是千里跋涉了。不过，沿途全是高速公路，也只需要三四个小时的时间。一路上风驰电掣，老两口感慨万千，他们仍然记得小时候跟父母行一条小船去上海谋生，路上起早带晚起码也要行十多天。有一回在江阴过江，船到江心时遇上了大风，全家人还险些葬身鱼腹。
　　
　　老两口坐在后排，看着气宇轩昂的孙子熟练地驾车在车流中穿行，心里装满了幸福与自豪。想到为了生这个孙子，家里的老屋曾被夷为平地，他也被抓到计划生育办公室关了二十多天的禁闭。孙子其所以取名叫传发，是因为生他时张平搞运输船已经发了点小财，他又是在船上生的，因而就取乳名叫船儿伙，后来回来缴罚款上户口时就取名传发。传发是在上海那边上的学，高中毕业后没能考上大学，就跟着他爸做建材生意，现在也已经有了一副小老板的派头了。
　　
　　年夜饭是在一家大饭店的包厢里吃的。那晚，小儿子张琼一家三口没能赶过来与他们团聚。张琼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老家县城的一家银行工作，现在已当上了副行长，年关岁尾，单位里的事太多，说是等一过了年再过来给二老拜年。那一桌年夜饭是早就预定好了的，价钱可不菲，听说是二千另八十元。大圆桌上没坐满，连五个月的重孙子在内稀稀拉拉地围坐了七个人，虽然上座率只有百分之五十，人气不是很旺，但四代同堂的氛围还是让老两口觉得分外温馨。一桌子的菜肴令人目不暇接，有好几样菜，张富贵没吃出是什么东西烧出来的，也没吃出有什么特别好的滋味，只是觉得还不如在家里吃红烧肉过瘾。喝的酒据说一并要500多元，一下子就开了两并，张平和儿子传法是主力，张富贵也喝了有三四两，老、中、青三代的媳妇只喝了点饮料。结束时，桌上剩下许多菜，有几样还没动过筷子，老太太悄悄地问媳妇：“要不要打包带回去？”张平说：“算了，带回去也没人吃。”因为有孙媳妇在场，张富贵没插话，他怕在城里人面前“失小”，其实，他何尝不心疼那剩下来的菜肴。他在心里算了一笔账，这一顿饭连喝的酒花掉三千多元钱，这么多的钱可以买到两千多斤稻谷，人民公社那会儿，他们一家五口的口粮计划还不足两千斤，就是放在眼下也足够他们老两口过三年的好日子。
　　
　　张平家的房子在三楼，是那种四室两厅的大套，几年前买这房子时，连装修只花了七十多万元，现在已经翻了一倍。据说如果这房子在上海市区要值几百万！他家在本城还有两套商品房和三间商铺，现在每年能收到好几万元租金。老两口以前只来过一回上海，那时还不曾换上这样的大房子，这一群楼房的地皮上还是一片稻田，想不到这些年来城市的扩张速度竟然如此快。他们被安排在一间不小的单间里，大床、厨柜全是新近才添置的，对着床头还有一个挂在墙上的大电视。荧屏上的人头与真人差不多大。不过，那晚的春节联欢晚会，他们没看到一半就昏昏欲睡了，于是老太太给重孙子送去200元的一个红包就去了卫生间。张富贵因为多喝了些酒连脚也没洗就鼾声大作了。
　　
　　张琼一家是第二天下午赶来的，晚饭仍然在昨晚吃年夜饭的老地方，人多了桌子也差不多坐满了，气氛更热烈。张琼很能喝，加上他媳妇也能来点儿白洒，因此他们很轻松地干掉三并。吃过晚饭后，张琼一家就去了宾馆。说是就不跟你们挤了，反正可以拿发票到单位报销。接下来的两天更热闹，张平的两个女儿也带着夫婿和孩子过来给姥爷姥姥拜年，两个女儿都嫁在上海近郊，较远的也只有几十公里，大家都有车子，来去很方便。老两口一连几天都沉浸在浓浓的亲情中，真可谓酒不醉人人自醉，他哪里想得到他张富贵还能有今天，当初他父亲给他取这个名字时，原本是希望他别再过穷日子，没想到他竟然穷了大半辈子，他一气之下就用“平”（贫）、“琼”（穷）二字给两个儿子取名，心想，看他们还能穷到哪里去。果然，现在张平不“贫”，张琼却既“富”且“贵”。
　　
　　过了年初五，张富贵就急着要张平送他们回去。这里优裕的生活条件让他很不习惯，年初三张琼回去时，他就想搭便车走，是老太太悄悄地劝他：“这样忙着回去会拂了孩子们的一片孝心，就是再怎样不适应也应该再‘坚持’几天。”
　　
　　最让他们不适应的是那张堪称豪华的席梦思大床，他们睡了大半辈子的老式硬板床，从来不曾两个人睡过一头，过去农村中两口子的传统睡法是一东一西地颠倒着睡，只是男人意欲图谋不轨时才会爬到女人那一头去，完事后总还要撤退到原来的那一头，因此，除了新婚燕尔或者是露水姻缘，两个人很少会通夜相拥而眠的。这种床是没法各睡一头的，因为有一头的枕头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滑落到地板上。老两口都有打呼噜的习惯，打呼噜的人一般都听不见自己发出的声音，却对别人的鼾声很敏感，因此，老两口总是相互埋怨对方的动静太大。夜里睡得不好，白天就昏昏沉沉的打不起精神来，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着看着头一歪就睡着了。老太太就感叹说：“那张床又大又干净还软软和和的，夜里开着空调又不冷，就是我们命薄没福消受。”还有，他们每夜都要上三四次卫生间，尿频是上了年纪的人一种通病，越睡不着就越是频频觉得有尿意，其实并没有多少尿，在家里张富贵用了几十年的尿壶，老太太过去用的是大马子，现在改用了痰盂，那才是名符其实的“方便”，现在每回都要披衣起床，还要走一段路，麻烦太大，再加上卫生间与卧室有很大的温差，弄得老太太第二天就像是有点儿感冒的样子。
　　
　　老两口是初六的那天下午回来的，这次是张平亲自开车送的。因为他家的老屋就在我家隔壁，张平一下车就遇见了我，他对我说：“本想是等过了正月半再送他们回来的，没办法，他们闹着要回来。”语气中显得很无奈。
　　
　　第二天，张富贵跟我聊天时就将他这几天经历过的风光与纠结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于是就有了这篇算不上是文章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