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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着香喷喷的棒子，想起了我的童年。大姐大我十一岁。小时候，我们可没少吃大姐给我弄的好东西。那时家里穷，平时吃不上肉，只有到过年的时候，父亲才跑到集市上买点肉回来，全家饱餐一顿。平时，为了我们解馋，夏季里，大姐在生产队出工的时候，逮上一串蚂蚱，散工后带回家，放在灶火里烧，烧熟后给我们吃。那些蚂蚱有的肚子里满满的黄籽，好香啊！在那时，这就是我们的美食了。秋季里，在小枣成熟的时候，大姐总会在收工回到家时，从衣袋里掏出几颗熟透了的小枣给我吃，那枣叫金丝蜜枣，用小手一掰会拉出长长的丝，吃起来又香又甜。大姐带回家的东西自己从来不吃，总是看着我们吃。在冬春季节，我还记得大姐经常去村北的枣树底下挖大个的蛹子，那蛹子比拇指还要大。听人们说那是“豆虫”变的，“豆虫”是生长在豆子地里大个的虫子，又粗又长，可吓人了，它变成蛹子后就玲珑剔透，弄熟后就是美味了。大姐在炒菜时，把蛹子放在油锅里一煎，蛹子就会变得又大又松软，看到它就垂涎欲滴，吃起来香喷喷的，回味无穷。这些，大姐也是从来不吃，只看着我们吃，我们吃的狼吞口咽，她觉得又香又甜。 后来，我们兄妹们大了，该上学了，大姐找了一块花布，为我们缝了一个小书包。那天是大姐领着我的小手，把我送到学校的，她看着我座在位子上，把书本摆好后才离开的。以后每次放学回家，大姐总会陪着我做作业。大姐把吃饭的小桌子放在炕上，我趴在桌上写着算着，大姐坐在旁边，有时纳鞋底，有时缝衣裳，有时“掐”辫子。那辫子是用水泡泡透了的麦秸杆“掐”成的，一挂一挂的。辫子可以做成草帽，可以拿到供销社卖钱，一挂辫子能卖两三毛，这些钱都填补了家用，还有的给我们买铅笔、橡皮和作业本，有时还给用那些钱给我们卖上几颗糖，夏天炎热的时候，还会买上几根“冰棍”。 大姐老夸我们是“块”学习的好“材料”，长大了肯定有出息。我们每天写完作业，大姐都会拿起来认认真真的看上一遍，她特别爱看我写的作文，像老师一样，大姐总夸我写的很真实，很棒。听到这些我就像吃了蜜一样，心里美滋滋的。 大姐没上几天学。那时家里穷，父母没有能力供她上学。大姐聪明，心灵手巧，既能看书，又能读报，还自学了裁缝。大姐是我们村第一个会用缝纫机做衣服的人，逢过年过节，大姐都会给我们缝制新衣服，做双新鞋子，还去集市上买来粉红色的稠片和大红色的头绳，给我扎上两个羊角小辫。我走到街上，人家都夸我穿的漂亮，梳的小辫也好看。听到这些我可高兴了。我是在大姐的呵护下，幸福快乐地长大的。 大姐不仅疼我们，还非常孝敬爸妈。她十几岁就到生产队里干农活，因为力气小，才挣半个工分。那时的工分是人们的命根，有了工分，才有粮食，挣的工分越多，分的粮食也越多，人们就不会挨饿。为此，大姐每天随着大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为这些，我们家分到的粮食还算凑合，虽说吃的不好，但能吃饱。 后来，我和哥哥不负大姐所望，哥哥考上师范，我考上卫校。毕业后，哥哥当了教师，后来成为检察官；我被分配到县医院当了护士，后来在内科、外科、妇产科当了护士长。我结婚后在县城定居。我很幸运嫁给了一个非常疼我爱我的老公，他在纪检委上班；我很幸运有一个懂事的孩子，她是个老师，对象是个警察。我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可大姐却一年年的变老了。写到这里，我热泪盈眶了。 现在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大姐的家也今非昔比。姐夫在村里当村官。她的儿子儿媳都是研究生毕业，定居在东北的沈阳，有着不错的工作。女儿在水务局工作，也成家立业，有个不错的家庭。现在，孩子们都不愿意大姐继续辛勤劳作，想让她闲下来，享享清福。可她总说不干活心里就别扭，只有看到青瓜绿叶心里才豁亮。为此，她还是种着那几亩地。 大姐有她的幸福方式，我们为她幸福感到幸福。（赵连华赵玉刚） 此文发表于《方圆法制网》2014.3.1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 |
